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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2-12 11:31

从战犯到和平使者——由一组日本战犯的画作看“抚顺奇迹”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羁押法西斯战犯的监狱旧址。该馆对外公开展览了大量历史照片、档案和文物,其中,由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等三名原日本战犯创作的一批画作,引起中外参观者的关注。

  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是经过改造、重获自由的三位日本战犯。他们创作的画作分为版画(木刻)和油画两部分,既有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真实揭露,对日本法西斯累累罪行的控诉,也有对作画者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期间亲身经历的记录。尽管三人的画风不同,但都表达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对和平的企盼。

  由战争罪犯创作的反思性美术作品,先不论其艺术水准的高低,就题材而言,是不多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画作都是在三人获释回到日本后,在人身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发创作的,可以说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反省和觉悟。它们从侧面反映了60多年前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见证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改造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改造“战争恶魔”

  桧山高雄,1920年8月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丰田郡户野村,1941年3月入伍,同年5月作为步枪手,随所在第60联队入侵中国,先后在湖北、辽宁等地参与侵略行动,曾担任指挥班下士官、军曹。苏联出兵东北后,他在四平火车站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关押在苏联看守所5年。岛亚坛,原名田芳治,曾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109大队第1中队分队长,1941年被派往中国作战,1945年在朝鲜被俘。熊谷清,1943年入伍到日军第59师团42大队第5中队,参加过入侵中国山东济南和渤海地区的“三光”作战,1945年8月在朝鲜被俘。

  1950年7月18日,押送包括桧山高雄、岛亚坛、熊谷清在内的969名日本战犯的苏联闷罐货车,停靠在了中国绥芬河站。

  二战结束后,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战俘约有60万人。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遣返日本,约3000人被定为战犯,其中2000人被苏联军事法庭宣判,剩下的969人被引渡到中国。这969人被苏联定性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包括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等。

  中国十分宽容地给他们提供了人道主义待遇。据参与接收的工作人员回忆:7月的绥芬河天气炎热,中国派出的是一列绿皮客车,设有座位,条件很好。列车上,中国医生为生病的战犯提供治疗。中方给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战犯们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和一碗汤,不够可以添。

  对于这些战犯,周恩来指示“一个不跑,一个不死”。经两天一夜,专列于凌晨3时抵达抚顺,除将官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本叫做抚顺典狱,是1936年由日本关东军修建的。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前,东北人民政府对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监房安上了暖气、扩大了窗口,还新建了礼堂、医院和浴池等。狱中甚至还有一个图书室和一个电影放映室。

  不过,日本战犯看到昔日的抚顺典狱,心情却无法平静。战犯大村忍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对这里曾经的恐怖与血腥再清楚不过,当年曾有不少抗日志士在这里被严刑拷打,最后牺牲于此。一些日本战犯认为自己“完了”,很可能要一辈子被关在这里做苦力。实际上,日本战犯真的“想多了”。从一开始,中方就决意改造这批战犯,对他们宽大处理。

  但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而言,要改造这些日本战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难题。

  一方面,日本战犯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思想毒害严重,思想顽固。岛亚坛在一幅版画中这样描述侵华日军:就像骷髅恶魔,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要改造“恶魔”,难度可想而知。1937年8月,日军在山西省太行山地区展开疯狂的军事进攻和“扫荡”,残杀百姓,掳掠物资,并将反抗者扒光衣服吊在村头的树上。岛亚坛参加了这场战争,他在画作《太行山》中再现了当时日军的暴行。

  熊谷清的油画真实地还原了刚开始改造时日本战犯的抵触情绪。其中一幅画上,几个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的日本战犯在监舍内或站或坐。一位战犯手指着墙上一张白纸上的字念念有词。这幅画名叫《苦闷》。

  另一幅叫作《泄愤》的油画这样描述:刚入管理所的时候,我们也不学习,用米饭和着泥土做麻将牌和围棋,每天就是玩耍。还有一幅《抗拒改造》,则描绘了一名战犯被另一名战犯殴打的情景。熊谷清这样注释:初到管理所时,有的战犯抗拒改造,对认罪态度较好的战犯进行欺侮、恐吓、打击。

  另一方面的难题,来自于战犯管理所内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有的甚至全家都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与日本战犯有着血海深仇。从他们的内心来说,都希望这些战犯被绳之以法,而现在非但不能报仇,还要给予这些战犯人道主义待遇和改造,大家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

  最初管理所第一任所长孙明斋也有抵触。当年,他的家乡被日军“扫荡”,房子被烧,不少乡亲被杀害,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他在回忆文章里道出了当时的纠结:“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如今竟让我负责管理,我该怎样对待他们?”东北公安部的部长汪金祥开导他:“管理教育日本战犯,前人没有先例,今人没有样板。党既已把改造这批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那就是说,党相信我们会把这批战犯管理教育好。”

  下属的工作更难做。看守班长王兴10岁时,亲眼看到日军残杀了自己的7个亲人。如今昔日的仇人被关在管理所,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和蔼。王兴情绪很大,气得倒在床上大哭。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伙儿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还打了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总之,改造日本战犯这项困难重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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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幻想“美军解救”

  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出兵朝鲜。为防止发生意外,我志愿军出国参战前夕,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管理所根据周总理的命令,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

  战犯一听到这个消息,思想活跃起来。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因此,日本战犯抗拒改造,幻想美军打进中国境内“营救”他们。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报纸上有关朝鲜战场的报道,然后凑到一起分析战争的发展,甚至挑衅中国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一些顽固的战犯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中秋节时,管理所给日本战犯发放月饼,一些战犯利用月饼上的圆形包装,把圆形剪下来贴到手绢上,弄成太阳旗,放在监舍里插着,遥拜天皇。他们还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利用放风的机会,部分战犯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入侵东北时里应外合。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藤田茂是这批战犯中军衔较高的人之一。他和当过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见到孙明斋,藤田茂态度嚣张。他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将其释放遣返回日本。孙明斋明确告诉他:管理所没有战俘,只有战犯,而他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电影《再生之地》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一位战犯在狱中带头闹事,对同伴叫嚣:“胆小鬼,美军就要从朝鲜打过鸭绿江了。中国完了,怕什么!”这个带头闹事者的原型就是伪“满洲国”时期的高级警官—鹿毛繁太。因为带头反抗,他被周围的战犯们视为“民族英雄”“大和魂的榜样”。管理所将鹿毛繁太等人单独关押,取消自由活动时间和香烟供应。一段时间后,鹿毛繁太服软了,他向副所长金源口头认错。金源抓住机会,命令他写出书面检讨。最初,鹿毛繁太的检讨书充满着轻蔑中国的观点。管理所让他改了四次,并通过广播宣读自己的检讨书。这对把他看作日本民族英雄的战犯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

  但真正让日本战犯低下头的,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的形势在1953年日趋明朗,4月,战争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日本战犯也很快从哈尔滨回到了抚顺。中国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战犯们的幻想。战犯高桥哲郎晚年回忆说:虽然总说美军强大,但是拿中国人民的力量和美军的物质力量比较,那还是人民的力量大啊。这些道理经常写在《人民日报》上。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报道都很怀疑,怎么可能?但是通过看战争的形势,得知中国军队渐渐把美军往后打的时候,我们才确信了这个道理。

  抗美援朝的局势同日本战犯最初预想和期望的完全相反,期待美军“解放”自己的愿望完全落空了。战犯们开始觉悟:用旧的观点来判断新中国是莫大的错误。

  三、日本战犯幡然醒悟

  对于日本战犯的改造,管理所从生活上和学习上双管齐下。

  熊谷清的油画里有一幅名为《餐桌》的作品。画面上,几个日本战犯正在愉快地进餐,桌上有面包、水果等,菜品颇为丰盛。战犯们说笑着,神情十分轻松,一名战犯手里还拿着烟。如果不看注释,很难想象这是一群战犯在进餐。

  熊谷清写道:与天天吃高粱饭的管理所工作人员相比,我们吃的却是管饱的大米饭,我们从来没有被饿到。当时,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而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都面临着食品缺乏,而日本战犯饮食中的肉蛋类和米面却没有减少。战犯吃精粮甚至西餐,而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窝窝头。连战犯们自己都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会吸烟者每月还能领到一条纸烟。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全部为他们安装了假肢。

  熊谷清在油画《体育节》中再现了战犯们打排球、进行体育比赛的情景。他描述道:为了让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培养健全的心理,中国政府为我们准备了各种体育器械和运动场所,还为我们举办了各种表演会。我们举办过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比赛和田径运动会。

  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之一武部六藏,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他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抢救脱险,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焦桂珍一勺一勺喂他吃饭,为他端屎端尿,每天擦洗。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最终,武部六藏被感化,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战犯上中正高因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急需输血,管理所工作人员纷纷为其献血。上中正高深受感动:中国人不管冤仇多深,把自己高贵的血,给我献了3000毫升,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恩情,我怎能不报答呢?

  在生活上照顾的同时,管理所还对战犯进行学习改造。

  1952年初,周总理指示,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管理所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鼓励、支持表现好的;促进、带动表现一般的;孤立、打击坚持反动的。组建了学习委员会,组织战犯重点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等。战犯三轮敬一曾任日军中队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帮助、教育,他逐渐从拒绝学习到主动学习,最后成为学习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广泛使用的“诉苦法”也派上了用场。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战犯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为教育改造我们这些人弃恶从善、走向光明,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费尽了心,我们若再执迷不悟,天理难容。

  除了理论学习外,学习委员会还组织战犯开展小说、戏剧的创作。战犯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反映战争罪行的小说和剧本,并将其搬到舞台上演出。管理所还给战犯播放电影《混血儿》,许多战犯看到后落泪了:如果不进行侵略战争,自己的国家怎么会遭受这种后果呢?

  1956年,为加速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进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分几批到沈阳、哈尔滨、抚顺、上海、长春、鞍山、南京等地的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参观、学习。在参观中,战犯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东北发生的变化。在原日军100部队的炼人炉遗址前,日本战犯当场表示悔罪,并脱帽向死难者哀悼。

  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日本战犯纷纷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古海忠之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称为“二号太上皇”。他发自内心地忏悔: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心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夺取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顽固的藤田茂也认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广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电影《原子弹》中,他看到了自己家乡遭受的毁灭,开始思考日本的悲惨现实是怎样造成的,中国以前的惨状又是谁造成的?悔悟后的他给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在熊谷清的油画《觉醒》中,一名战犯跪在了管理人员面前,表现出深深的忏悔。他在油画的注释中写道:我在老师面前,双手伏地道歉。老师扶着我的肩膀让我起来,说你明白了就好。从那一刻起,我终于从鬼变成了人。

  从1950年到1955年,抚顺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全部低头认罪,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中国政府以德报怨,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告别会上,战犯代表曾声泪俱下地宣读《感谢文》: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中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归国后,这些获释者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促进中日和平而奔走。

  1956年,岛亚坛被释放回国,他在临行前与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金源(后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相约:“回国后,我一定用画作的形式,把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再现出来,表达我对中国人民的忏悔、对中国人民宽阔胸怀的敬意,表达人类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共同心愿。”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他陆续创作了一批以日军侵华罪恶行径为素材的版画。2005年,岛亚坛将《活靶训练》《孕妇腹裂》等再现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30幅画,赠送给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他说:“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待遇让我吃惊,本以为中国人会报复,但是没想到,对我们很人道、很尊重,我要在中国人面前谢罪,请他们原谅我的罪行……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们从一个鬼变成了一个人,感谢中国人民。”

  桧山高雄同样于1956年被宽大释放回国。他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自1960年起,即潜心于绘画创作,曾在日本大阪、浦和、福冈等地举办以侵华战争为主题的《加害者的战争》绘画巡回展,引起极大反响。1987年,他将部分油画作品赠送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熊谷清1956年被释放回国后即加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恢复教师工作。教学的同时,熊谷清尽全力于和平与民主教育,从事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以及中日友好等活动,曾因此受到日本当局两次警告处分。他绘制其在中国的战争和关押体验,1985年以后,在北海道各地举办“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绘画展,同时进行体验证言活动。1987年5月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并将其创作的部分油画作品赠送给抚顺战犯管理所。

  近300名日本战犯曾重访过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几十年后,回望昔日的“抚顺奇迹”,重温周总理的话,或许更能明白其中深意:“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作者:王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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