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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发表时间:2019-3-14 07:49

宣侠父: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共产主义勇士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一

  宣侠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个遭受国民党黑手的中共高级干部。让人吃惊的是,直接凶手竟是他的老师兼同乡、黄埔系的骨干人物蒋鼎文。

  宣侠父、蒋鼎文相识于黄埔岛。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生队学员,蒋鼎文则是该队队长,最初,他们彼此间的印象非常好。宣侠父很尊敬蒋鼎文,他知道蒋鼎文上黄埔岛之前已经官居上校,却宁愿辞职到黄埔当个大兵头。这等慷慨的气概,就如同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对联所描绘的: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而蒋鼎文也很欣赏宣侠父—个人履历很精彩,曾经留学日本。这在黄埔一期生中已属于凤毛麟角。但蒋鼎文最看重的还是宣侠父的籍贯,居然和他同乡,也是浙江诸暨人,自然多了几分亲切感。

  他将宣侠父的情况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沉吟半晌,告诉蒋鼎文,宣侠父是共产党员。对此,蒋鼎文表示怀疑。他如此年轻,竟和中共有了瓜葛?

  蒋介石说得没错。早在1920年留学日本期间,宣侠父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1922年回国后,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即在杭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总是少不了这种偏见。

  众所周知,孙中山最初建立黄埔军校与陈炯明的叛变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及时地建立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武装。他时而利用会党,时而发动新军,就是没有培养建设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比如,他对待陈炯明很真诚,培养之,扶掖之。为了壮大陈炯明的力量,孙中山连自己在上海的寓所都抵押出去,以便接济其军队。但陈炯明最后的报答,却是在白云山对他的大总统府架起了大炮。这就让孙中山太伤心了,“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数,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时地给他提出两条建议,让他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一是联合工农,二是办军官学校,建设一支革命的武装核心。而黄埔军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孙中山办军校有个原则,那就是“以党治军”,再不能让军队演变成私人的工具。所以,在黄埔开学不久,即准备在黄埔岛成立军校特别支部。

  选举工作很快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当选为执委。蒋介石对这一名单既喜且忧。他很高兴以最高票数当选;但让他隐隐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五人中,除去他外,其他四人都是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跨党分子。虽然他身为校长,但在特别支部内,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执委,并没有其他特权。

  蒋介石因此感到十分恼怒。他认为,军校特别支部的选举本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却插进来这么多不相干的人。而共产党人讲原则,根据孙中山“以党治军”的理论,如果特别支部由共产党人占了优势,他蒋某人在黄埔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扭转局势。于是,当即以校长和特别党部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各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在他所指定的党小组长名单中,宣侠父也在其中。

  说实话,蒋介石这道文件并没有在黄埔引起多大风波。那时在黄埔的共产党人,有斗争经验的也不多。既然国共合作,那就应一心维护合作的局面。另外,因为刚刚开学,工作训练任务也比较繁忙,大家的心思一时没有集中在这些方面,也就未能体会到蒋介石私心打算。只有宣侠父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若果真如此,蒋介石势必凌驾于党之上,孙中山的“以党治军”则成了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宣侠父十分正规地给校特别支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校长蒋介石。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决定,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以确保党在军校的威信和权力。写罢,他在报告书后规规矩矩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理说,宣侠父此举完全符合程序和规定,行使的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蒋介石却怒不可遏。自从踏上黄埔岛,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不恭,真是恨不得立马将宣侠父赶出黄埔岛。但他忍住了这口气。兹事体大,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况且又不占理。于是,他唤来了宣侠父,想来个以柔克刚。蒋介石以校长和老乡的双重身份接待了宣侠父,一口宁波官话说得婉转亲切。他批评宣侠父少不更事,不能体会到当前严重的形势,体会不到校长的良苦用心,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收回报告。说这些话的时候,蒋介石是费了心思的。他的语调平和,就如家长批评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让人下不了台,如果宣侠父见风使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偏偏宣侠父是个认理的人,他摇摇头,说:“校长的话有所偏颇,‘以党治军’是中山先生当作命脉的东西,难道以前的教训还少吗?陈炯明的叛变就是例子。”

  宣侠父这话说到了他的痛处,蒋介石勃然大怒,顿时咆哮起来,限令宣侠父在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不然卷铺盖滚出黄埔岛。谈话不欢而散,蒋介石本心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曲在自己,传出去不好听。因此,他授意蒋鼎文,做做宣侠父的工作,只要他认个错,一切风平浪静。

  蒋宣之争中,蒋鼎文一直忐忑不安。他生怕蒋介石责备他带兵无方,尽惹乱子,也埋怨宣侠父惹是生非,管些闲事。但他确实不希望宣侠父被逐出黄埔岛,让这个先例发生在他的辖下,何况还是他的老乡,于情于面子都不漂亮。所以,蒋鼎文才耐着性子劝道:亲不过家乡人,甜不过家乡水。如今校长就是浙江老乡,骨子里亲啊,又是雄才大略,跟着他干,有奔头,还闹什么呀。听着这些话,宣侠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蒋鼎文是真心从利益上为他考虑,胳膊肘是往里拐的。但是他投身革命是为了什么?来到黄埔又是为了什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自打他加入了共产党,就把这些身外之物抛到了一边。所以,他反问蒋鼎文,从黄埔军校成立那一天起,不都是一再教诲我们,来到此地,不是为了做官、为了个人前程,而是为了事业,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解放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挂在军校门口的对联最好是撤下来,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及各式各样的讲武堂之类的旧式军校又有什么区别,还不是培养军阀的私人走狗。这番话说得蒋鼎文哑口无言。他的暴脾气也上来了,拍着桌子警告宣侠父,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向校长认不是,不然,从此断交。

  三天转眼即过,蒋鼎文不断派人打听宣侠父的举动。据报告,这几天宣侠父没闲着,总是找他的共产党同学商量,精神比较沮丧。事实也是如此,由于这时中共在黄埔尚未建立起组织,所有共产党员也是从各地组织派来的,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这种情况要等到周恩来上岛后才有所改变),因此意见也不统一,他们大多数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纷纷劝宣侠父,当前广州形势危急,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要维护这种团结的局面,尽早训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军才是当务之急。虽说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定,但宣侠父不准备向蒋介石让步。既然真理在手,何悔之有。黄埔军校刚成立不久,开除一名学生不是小事,必然要引起轰动。他希望以自己为导火索,让人们对蒋介石产生警惕,防止黄埔军校演变成蒋介石的私人王国。

  眼见宣侠父要对抗到底,蒋介石恼恨之余,长叹了一口气,从校长特别经费中抽出一笔款子,托蒋鼎文转交给宣侠父。眼见自己的学生被逐出门墙,蒋鼎文将蒋介石的赠款递了过去:“瞧,校长还是关心你的,他让我告诉你,虽说你离开了黄埔岛,但他还记得你是他的学生,有什么困难言语一声,他一定会帮你解决的。”宣侠父拒绝了蒋介石的馈赠,也让蒋鼎文转告给蒋介石几句话,自己与蒋校长的矛盾并非私人性质,而是关系到革命前景的大原则。他希望今后能在共同的事业基础上继续奋斗,而不愿分道扬镳成为战场上的对手。说罢,他一挥手,扬长而去,口中高吟:“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而这,正是宣侠父一生性格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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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宣侠父离开黄埔不过十余年光景,中国的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蒋介石为了建立个人独裁,背叛了革命。直到抗战,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鼎文同样很风光。他追随蒋介石东征西讨,已经挂起了陆军二级上将的肩章,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抗战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开府封疆,成了坐镇一方的大员。

  宣侠父的变化也很大。自从离开了黄埔岛,他经李大钊的介绍,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并在部队中秘密发展中**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另外,他还在驻军所在地,参与组建了甘肃最早的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任特支委员,积极在甘肃藏族中开展革命活动。北伐开始后,他随冯部东征河南,并配合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还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中将主任。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政策,将宣侠父、刘伯坚、刘志丹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根据上级的指示,宣侠父回到了家乡浙江诸暨,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春,他辗转于济南、武汉,并完成了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颇有影响。接着又完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入伍前后》,描写一个贫农出身的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但最终接受了革命思想,率部投奔红军。在国统区写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出版。因此,他自费印了200本,赠送给“左联”成员和一些同道中人。许多知名作家都很惊讶,过去只知道宣侠父出身行伍,没想到写小说也如此出色,堪称佳作。但宣侠父的心思毕竟不在文坛。很快地,他应第25路军总指挥梁冠英的邀请,前往江苏淮阴,任该部总参议,秘密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夏,第25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侠父当然不能随队与自己人过招,一跺脚离开了该部。他的熟人多啊,当年的许多黄埔同窗、师长都出将入相了,都争着要提携一下老同学。特别是蒋鼎文,专门面见蒋介石,请求启用宣侠父。

  此时,蒋介石认为蒋鼎文的建议有道理。自从他背叛革命后,黄埔师生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跟着共产党,走上了他的对立面;另一部分则犹豫彷徨,不知所依。要知道,蒋介石政权的奠基石就是以黄埔系为核心的武装力量,他不能让自己的基石产生动摇。

  谁都知道,宣侠父是第一个被他逐出门墙的,而且还是个正宗的共产党人。如果他蒋某人连这样的人都能不计前嫌,予以优待,想必会在黄埔人中引起反响。蒋介石好大方,当即就发出一张中将委任状。当时黄埔一期中最受宠的胡宗南也不过挂着少将的肩章。然而此中将比不上彼少将,位高而无权,只是在国民政府军事院里顶着个参议的闲职,拿一份干薪。蒋介石还是很警惕、很小心眼的。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宣侠父利用此职在国民党军界中交了不少朋友,借以发展反蒋力量。他先是奔走于平、津、张家口一带,与原西北军将领进行联系。次年在张家口,他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了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2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政治部主任兼第5师师长,率部参加对日作战。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又秘密到达天津,与吉鸿昌、南汉宸等筹备成立中国反法西斯大同盟,准备建立抗日军队,推动全国抗日运动。1935年春,又受中共派遣到香港,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积极推动原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和第19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继续反蒋抗日的未竟事业。

  蒋介石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宣侠父,他恨恨地对蒋鼎文道:宣侠父脑后有反骨,不要心存幻想了,他今后是再也不认这个学生了。

  1937年2月,宣侠父接到调令,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常驻西安。这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周恩来是在宣侠父被蒋介石开除后才来到黄埔的,听说了此事,不由得对宣侠父在政治上的敏锐大为赞赏,更加觉得人才可贵。

  将宣侠父调到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那是最合适不过了。宣侠父在国民党军界中很有人缘。比如,第16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就是黄埔第一期学员,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则是宣侠父在黄埔的老师,听说宣侠父来到西安,他们都摆酒相接,叙及当年的抱负、情义,话语滔滔不绝。酒到酣处,宣侠父乘机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道理,请他们以抗日大业为重,多给上司提建议,加强和八路军的合作,给予必要的给养,千万不要搞摩擦,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也尽了地方之谊。他在官邸摆了一桌酒宴,为了调节气氛还拉来了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作陪。他们都是浙江诸暨老乡。没想到这场饭局最终却不欢而散。所谓话不投机,用蒋鼎文的话来说,那是宣侠父“目无师长,不识抬举”。

  其实,宣侠父的态度不卑不亢,中规中矩,对蒋鼎文也是执弟子礼。酒过了三巡,在酒精的刺激下,蒋鼎文却有点失态,教训起宣侠父,要他讲究尊师敬长,比如对昔日的校长,“瞧校长对你多宽容,你一再得罪他,校长却是念着旧情,一再提携,还封你个中将,你们黄埔一期中,你也是独一份了,为什么还是如此恩将仇报?”宣侠父没有公开顶撞。国共合作期间,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能免则免。没想到蒋鼎文更加口无遮拦,竟指责起共产党,说共产党不讲仁义,只知道阶级斗争,没有人情味,应该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负责。

  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宣侠父不能不争。他反驳说,是蒋介石不讲团结、不讲仁义,当初是他先举起屠刀,将共产党杀得血流成河。他不是一再强调黄埔同根、精诚团结吗?声称自己如父母爱护子女一样爱惜他的学生吗?可是就在“清党”期间,就在黄埔岛上,因被诬陷为共产党人而被迫害致死的黄埔师生就达半千之数。再比如,黄埔军校的邓演达教育长,那是一个何等正直的好人,那是受到包括蒋鼎文在内的所有黄埔人尊敬爱戴的,就因为政见不同,不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毒手吗?试问,这一切将如何解释?

  这番话说得蒋鼎文哑口无言。作陪的俞铨连忙打着圆场,不愉快的事今天都别提,现在国共又重新合作了,大家又是一家人,精诚团结为上。宣侠父接过话头说,俞秘书的话讲得很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与贵军并肩战斗。说着话,他擎起一杯酒道:蒋鼎文长官现在是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希望从民族大局出发,对八路军也一视同仁。现在八路军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粮草不济,薪饷不济,军械不济,医药不济。按计划和规定,应有的补充总是不能到位。他宣侠父代表八路军向蒋长官敬上这杯酒,希望能够早日得到行营的补充,更有力地去打日本。

  蒋鼎文直后悔请来了宣侠父,麻烦惹上了身。蒋介石一再交待过:对八路军是什么也不能给,但又不能说不给,让他们抓住把柄。所以他打着哈哈,表示明日再办。说罢,摆摆手,吩咐撤席。

  没想到宣侠父却不依不饶,他对蒋鼎文拱拱手,表示明日一定登门拜访,让蒋长官兑现诺言。


  三

  从此,蒋鼎文没有心静的时候。宣侠父隔一段日子就会来打扰,或者要求为八路军补充军饷;或者商谈两党共同合作的问题;或者为西安进步群众请愿,推动当地的抗日浪潮;或者批评当地的政府,让他们革除弊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所有这些,都让蒋鼎文异常心烦,却又苦于应付。因为一旦对答不当,就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捅到报界,批评政府公器私用,抗日不力。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说他“无驭下之能,治士之才,趋于平庸”。

  眼见宣侠父已经对自己的个人前程带来了危害,蒋鼎文已经顾不得师生情、同乡谊了,不由得恶向胆边生。他唤来了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指示对宣侠父实行严密监视。“这个人是个老共产党员,很狡猾,很厉害,把我的头都闹昏了,我十分讨厌他。”蒋鼎文咬着牙道,他现在已经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根据蒋鼎文的指示,张严佛很快编排了宣侠父五条“罪名”,上报了蒋介石。其一,仍与西安事变主角杨虎城的旧部来往勾结,教唆其反政府,反委员长;其二,与西安各界进步人士广泛接触,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导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成了一个红色据点;其三,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其四,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散布不利于中央的言论;其五,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张严佛将这纸报告交给了蒋鼎文过目,他担心这五条罪状内容空洞,没有事实依据。蒋鼎文笑笑道,当年岳飞的罪名也就是“莫须有”三个字。

  果然,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大怒,立即召来军统局长戴笠,考虑将宣侠父予以肉体上的解决。说起来戴笠与宣侠父也是同乡兼校友,宣侠父在军界人头熟、路子宽,活动能量大,戴笠也有借重之意。因此刻意相交,平日里相见,一口一个老大哥,叫得很亲切。虽然两人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但都是性情中人,所以在表面上私交还不错。但是所谓的乡谊私情敌不过严酷的政治斗争。戴笠根本没有一丝犹豫,立即制定了暗杀宣侠父的计划,交蒋介石批准通过。

  具体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北区第四科科长徐一觉。他组织行动小组,成员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组员李良俊等。由于宣侠父为人机警,他们始终找不到得手的机会。因此,他求助于蒋鼎文,设一个局,将宣侠父“钓”出来。1938年一个初夏的晚上,他在自己位于后宰门的公馆以讨论补充八路军军饷为由打电话约见宣侠父。宣侠父匆匆赶到。他今天的心情很好,因为,他发现蒋鼎文变得异常开通、大方,并表示将尽快办理一切事宜,同时,还希望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沟通和合作。

  为了将宣侠父拖得更晚一点,蒋鼎文当晚也特别健谈。他们谈家乡,谈黄埔岛,谈同学,谈师长,其情融融。正直、坦荡的宣侠父没有想到,在这温情脉脉的谈话中,危险已经逼近。

  参与暗杀宣侠父行动的丁敏之描述了他们当时的暴行:宣侠父与蒋鼎文的这次谈话“谈到深夜一时左右,正是与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当宣侠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句:‘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的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

  中共方面对宣侠父的失踪极为重视,他们预感到不幸业已发生。因此,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西安行营追问,指名道姓地向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更是正式地向蒋介石抗议,西安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无缘无故地失踪,绝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初国民党方面还一口抵赖,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蒋鼎文也扛不住了。他最担心共产党寻到宣侠父的尸体,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说不定蒋介石会让他顶缸背黑锅的。想到这里,不由得一身冷汗,因此又让那帮杀害宣侠父的特务将尸体从枯井中背出,转移到西安城外东南角的城墙附近秘密埋葬。

  但是,共产党方面依然坚持追查到底。延安方面获得可靠情报,宣侠父已经遇难,于是向蒋介石再度抗议,坚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蒋介石终于扛不住了,没奈何使出无赖本色,宣称,人是他下令杀掉的。

  一语泄露天机。看来在蒋介石的内心里,是把黄埔军校视为他的个人地盘、把黄埔军人视为他的家丁家将的。予杀予夺,由他随心所欲。也由此可见宣侠父的政治嗅觉之敏锐,早就察觉出蒋介石办黄埔的居心不良。

  作者: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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