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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5-15 07:44

清末革命党人将谁与吴三桂并列为大汉奸:天下共击之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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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名家桑兵先生

  既然汉奸是排满革命的重要对象,革命之际如何处置汉奸就成为革命党的重要政治选项。

  1905年孙中山再度游历美洲大陆,为致公堂重新拟定新章,其中规定,必须 “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因为在他看来,中国 “被满清灭亡二百六十余年” ,本来不是满人能够做到,关键在于 “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以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

  所有三类汉奸都在必须清除之列。1906年所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特别规定,革命起义时, “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反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先期发布这样的宣言,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式的扫荡,“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

  其他革命团体也将诛杀汉奸定为政治方针,光复会所订光复军 “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并列。光复军告示明确 宣布:义师所至, “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 的不肖匪徒共有五类, “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一、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

  为了鼓吹杀汉奸的正当性,革命党人大造舆论。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清代著名汉奸,而湘军屠杀同胞最多,湖南受到各省人士的同声指责,甚至形成排湘主义。

  湘人对此深刻反省。1906年10月,陈家鼎在《洞庭波》撰文指出,湖南有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等五 项“亡湖南之病根”,又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预备革命五项“医湖南之药石”的办法 ,希望湖南由戊戌以来为小日本,此后转为小法兰西,要从变法的渊薮,变成革命的摇篮。

  如何实施上述方针,《洞庭波》同期发表了“屈魂”(宁调元)的《仇满横议》,提出实行最激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激进的破坏方法,主要有翦其羽翼和捣其巢穴两种, “前一策,则以歼满酋,除汉奸,排虏官” 。

  汉奸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清代, “其术日工,其徒亦日众。使满清三百年之祸水之鼓荡之泛滥,以淹没我如花似锦之山河,溶解我连绵不绝之帝统,沉溺我独立自由之男儿,至今日而尚未已,殆全出于若辈之手之泡制。……盖若辈其面则人,则心则兽。凡可以为异族用,即可以为吾同族仇。可以为吾同族仇,即当以待异族之法待之。彼施全之击秦桧,万福华之刺王之春,是其例也”。 此说的除汉奸,不仅在革命军兴之际,而且在革命未起之时,就要以暗杀行刺的方式,翦除助纣为虐的汉奸。

  由于自责深,湖南人士对于指责湘人的他省之人有汉奸行为,也格外痛恨。

  《洞庭波》刊出湖南留日学生来稿《公致江苏学会书》,对江苏学会主张立宪予以严词抨击: “中国之亡也久矣,一亡于建虏之袭用汉制,再亡于湘军之助虏中兴,终且亡于保皇党之鼓吹立宪。夷狄用夏,汉人所以相视不惊;满祚中兴,汉家所以再志亡国。此范文程、洪承畴、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可杀也。况当清廷恶劣腐败不绝如线之际,忽有人效其鹰犬,盗取各国议院之陈语,加以上下平和之美民〈名〉,以愚其民,以救其亡,而为清室立万年有道之基者,其罪更可胜诛乎。是故立宪者,满族之至幸,而汉族之至不幸者也。欢迎立宪者,对于满族之至忠,而对于汉族之至不忠者也。以不忠之人谋不幸之事,此其人之工于贩国,甘于为奴,直令天下人耻之辱之笑之骂之痛哭之,举国皆欲杀之者,而不料其出现于我学界上之江苏学会也。……自后有追咎汉奸者乎?吾不曰湖南,而曰江苏。”

  江浙人士抨击湘军残害同胞甚力,言词牵及一般湘人,如今居然也为清廷作伥,难怪其愤愤不平。只是江苏学会并非学生团体,而是张謇等人的组织,他们本来就是主张立宪的中坚分子。

  全面论述杀汉奸最详尽的,当属1907年1月25日出刊的《汉帜》第1期题为 《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 的长文。该刊由清国留日学生编辑,在日本出版,其实是《洞庭波》的续刊。由于《洞庭波》第1期出版后即遭封禁,主持编务且包办政论的陈家鼎、宁调元等人亡走日本,筹划复刊,几经周折,定名《汉帜》,所以《汉帜》第1期本是《洞庭波》的第2期。《仇满横议》论及除汉奸一节时提及: “本报第二期有《驱满酋必先排汉奸》,专论于此,故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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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一,谱名 刘吉唐,自号锄非

  文章的作者署名“锄非”,长期以来,各种辛亥资料集想当然地确定其人为别署“锄非子”的刘道一。1996年,王学庄在《近代史资料》总88号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根据文本所提及的时事,以确凿无疑的严谨考订,证明作者绝不可能是1906年12月9日已经被捕入狱的刘道一,又根据《汉帜》的前身 《洞庭波》的三位编者的人脉活动及其介入当时湖南学界新派中禹之谟、周震麟两派激斗的关联程度,力证作者应为陈家鼎。这不仅纠正了关于这一重要文献作者的误说,更为重要的是,为理解文本提供了可靠的凭借,不再望文生义地穿凿附会。

  可惜杨思机之前几位专论汉奸问题的作者均忽略了这一重要成果,使得文本的解读不知其能指所指,由后出外在的观念引申而来的种种揣测推论,难免隔靴搔痒。

  王学庄独具慧眼,敏锐地看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文风前后不一, 前半关于历史上汉奸之害较纡缓,后面关于杀汉奸较激切。 除了内容的约束外,可能的原因是后半部分为后来补写或改订,思想随时势有所变化。

  《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开章明义地提出: “乱中国者满人,亡中国者非满人也,汉人也。盖汉奸者,引入满人之媒介也。” 并历数殷周以来历代汉奸之事,证明每次胡祸乱华,都是汉奸造成,而清代汉奸的危害尤甚。

  “今日汉奸界之怪现状,且百出而未已,魑魅魍魉,吾见亦多。欲宽宥此现在的汉奸而不杀,则过去的汉奸已可鉴,未来的汉奸更方长。同胞多一优容汉奸之日,即汉奸多一残食同胞之时。汉奸多一番得志之机,即满酋多一次横暴之力。汉奸与同胞,则极端为反对性也。满酋与汉奸,则天然的化合物也。是故今日之计,救同胞而不杀酋奸,是犹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也;逐满酋而不杀汉奸,是犹隔靴搔痒,靴不启而痒不止也。汉奸乎!汉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横行而不杀乎?国人皆曰:杀,杀,杀!”

  在论述了杀汉奸与杀满酋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后,接下来文章列举了六种必杀的汉奸及其理由,这六种汉奸又可以归为三类, 一是清朝的文武汉官,二是保皇立宪派,三是假新党。

  清朝的汉官,也就是转义后最早认定的汉奸,陈家鼎共列举了三种,即张之洞,各官吏之暴者,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张之洞也是汉官之一,之所以要单独提出,而且列为此类的首要,是因为 “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各督抚不久即更替,之洞独十数年而不换者,虏廷岂有爱于之洞哉,不过资其善杀汉人,以之坐镇上游,虽咸同间之官文驻鄂,尤不若此用家奴以防家贼之便。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

  所谓“庚子之汉变之屠戮”,当然是庚子镇压自立军的旧账,而“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则指1906年12月中旬缉捕“孙文党”王胜等人事, 以及派兵镇压萍浏醴会党起事。至于 “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 ,为陆续拘捕朱子龙、胡瑛、刘静庵、梁钟汉、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衡等九人而形成的武昌日知会要案。

  不仅如此, “若夫吕海寰之嗾成《苏报》案,庞鸿书之锻炼湘狱,岑春煊之横虐广东,丁振铎之断送云南,李盛铎、戴鸿慈之奔走宪政,严修、徐世昌之附和维新,皆获咎祖国最甚,必正以国民之天诛,而之洞不过其首座也。开花之弹,无烟之枪,我国民其试演于数贼之颈哉!” 单列张之洞为一类,就是要将汉奸中罪大恶极并且继续作恶的官员作为锄奸行动的首选,意在敲山震虎,产生威慑作用。

  “杀汉奸必杀各官吏之暴者”, 是泛指一般官吏。为官即须作恶, “况寄宦异族之朝廷,尤非多杀民命,多削民脂,不足博虏廷之欢耶。‘廿年身世家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胡虏不能自戕民之命也,则借官以戕之;胡虏不能自取民之产也,则借官以取之。官者,盖虏与民接之机关物也。环顾宦界,了知大义,不敢残民,迫于无可如何,以奴为隐,俟机待发者,亦有其人。至于豺狼成性,相将食人,借国民皮肉,为升官发财之券,日月谄事胡虏,以保我爵位勋阶者,比比皆是。枢臣则以囊括海内、专利中央为能;督抚则以镇压民气、摧抑革命军为能;州县以拿获会党、严刑威民为能;武员以扣减军饷、杀败国民兵为能。上而中堂、宫保,下而老爷、太爷,顶子之红色蓝色,无非血也;补服之禽形兽形,皆非人也。终日如阎罗夜叉,惟惧民死之不速。‘笑骂还他笑骂,好官任我为之’。是不啻为虏置千百猛兽于民上也。项羽起兵,先杀会稽守;洪军所过,先杀地方官;俄虚无党革命,惯杀将军宰相。驱满者之先杀此伪官也,必矣”。 只有诛杀残民媚虏的满奴汉奸,才能翦除清朝的羽翼,顺利实现排满革命的大业。

  专门将官吏中 的“各监督、兵官之妖者”提出 ,是因为军队和学生为社会中具有天然组织形式的群体,成为革命社会动员的重点,同时也是官府防范的要害。 “你来民族主义日益传播,学生兵士大半有革命思想,而监督与兵官压之。种界非不知,大势非不晓,第以利禄主义所在,毋宁禁下而不为。今岁湖南内地学生,皆有独立资格,而监督则遏之,各省学界可概也。湖北之常备军赴湘倒戈,而兵官则禁之,各省之军界可概也。学生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监督之命起也。兵士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兵官之命起也。十九世纪以来之大革命,类皆学生兵士为之。第不先去学校军伍之汉奸,作直接的革命,而欲一跃颠覆政府,作间接的革命,难矣。学校最忌冲突,而破坏为虏作厉之奴圈,则冲突即其进步也。军界最讲服从,而上官杀百姓之命令,则不必服从也。学生谛思,兵士乎谛思。” 辛亥武昌起事的历史进程显示,正是在军队、学堂深入进行有组织发动,成为首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陈家鼎罗列的六种必杀的汉奸,顺序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有所讲究。

  上述三种,张之洞不过列在第二位,其余分列第四、五位。第二大类的保皇会康梁则列在第一位,庆祝立宪党也列在第三位。也就是说,在陈家鼎看来,保皇派和立宪党的危害犹在汉人官僚之上,因而诛杀最具紧迫性,成为杀汉奸行动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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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共和》康有为

  “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为维新之论,保皇之名。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汉使若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身居海外,心在虏廷,周旋清公使五臣之前,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报章则可进呈御览,宪法即为身之护符。左道诬民,此孔子之所以诛少正卯也。康、梁者,今日之少正卯。欲息邪说,正人心,不诛此两妖魁,不可得也。” 康梁等人的维新保皇之说,蛊惑人心,混淆视听,成为排满革命的最大障碍,必须息邪说,正人心,才能祛除心魔,扫除障碍,为排满革命开辟通道。

  所谓“庆祝立宪党” , 并非专指立宪派,而是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 “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美国之贺离英独立旗耶?日本之欢迎征露凯旋军耶?醉耶?梦耶?痴耶?迷耶?举国若狂,不可思议。盖非别有肺腑,必不至斯”。

  “以异族政府之得意处,即亡国遗民之伤心处也。……是必令各处有血男儿,各出其如热如火、如捷如神之手段,诛杀此贱奴而后可。否则我同胞如此丑举,不独见耻于同国,当亦见笑于虏中矣。” 也就是说,凡是为预备立宪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喜形于色者,都在可杀该杀之列。

  必杀之汉奸的最后一项,是 “假新党” 。假新党虽然列于各类汉奸的末位,重要性却不可小视。陈家鼎这样描述“假新党”: “所贵乎新党者,贵有道德也,贵有团体也,贵有高尚之品格也,贵有坚固不摇之性情也。乃迩来有假新党焉,今日遇革命党,则力主驱逐鞑胡;明日遇立宪党,则又主不分满汉矣。留东则演说场唱民族,归国则保和殿颂圣神矣。‘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此其人之名托志士,实则死奴,其心已不可问,况又遇利之所在,不惜牺牲同类,以取快于贼中”。

  如此看来,假新党属于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似的政治投机分子。可是,陈家鼎并非泛称,而有实指,即所谓 “龙○○本唐才常之同党也,而以事与唐不合,即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周○○本夙由口谈排满,挤刘某彭某之不革命,而钓得学界名位者也,乃忌禹之谟名出己上,以事不相能则迎合当途,而陷成禹之大狱。是其例也”。 文章隐去名讳的实指,专论汉奸的各文均未予以指证。还是王学庄的论文具体指出,龙○○即龙泽厚,周○○即周震鳞。关于龙泽厚导文廷式举发自立军之事,其实为一桩聚讼纷纭的悬案,难以征实。而将周震鳞指为假新党,进而指为汉奸,却是革命党内讧的产物。

  周震鳞曾与黄兴在武昌两湖书院同学,参加过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教过书,又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是湖南教育界新派的领袖之一。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命人携来委任状,委周震鳞为同盟会湖南主盟人。1907年《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发表后,周震鳞身份暴露,被迫亡走日本,由黄兴、刘揆一等人接待。 由此可见,周震鳞不会是假新党,也没有首鼠两端,陈家鼎指名喊杀,另有原因。

  1906年,湖南学生因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以及组织自治会等事,与当局发生冲突。关于如何处置事态,教育界新派以禹之谟为一方,以俞诰庆、周震鳞、罗永绍、陆鸿逵为另一方,形成严重对立。

  后一派多担任正式职务,自然不能公开支持学生的举动。由于双方各执己见,难以妥协,以致禹之谟被捕入狱。陈家鼎是护送陈、姚归湘的代表,并首倡公葬岳麓山,虽然他与周震鳞同龄,又是小同乡,且先后同学,甚至有人说黄兴给周震鳞的委任状还是由陈带到,可是在对立中坚决站在禹之谟一方,而且将禹之谟被捕入狱归咎于周震鳞等人。

  在他看来,双方的斗争甚至压倒了与旧派及清政府的斗争。所以他在文章中指名痛斥: “若而人者,鬼鬼怪怪,妖状莫名,欲不革命,则又恐新政府之成立;欲不倾杀同人,则又虑满政府之牵连。嗟乎!新党可冒,民族实行主义亦可冒乎?人有恒言曰:‘与其为伪君子,不若为真小人。’吾亦曰:‘与其为伪新党,不若为真守旧也。’盖旧党之汉奸犹可防,新党而汉奸,则防无可防矣。害马者不去,则必败群。假新党而不杀,吾恐外患未至,而祸已伏于萧墙矣。”

  周震鳞是否伪新党,是否汉奸,历史早有公论,陈家鼎的一时愤激也情有可原。 可是,汉奸指称出现泛化,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乱指,且不惜加诸同党之身,却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指保皇会为汉奸,还有情非得已的时势以及破除迷茫的必要,将庆祝立宪者一概定为汉奸,打击面就显然过宽。

  而在革命党内部纷争时也互指对方为汉奸,无疑超越了必要的限度,成为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手段。辛亥时期革命党乃至同盟会内部滥用“汉奸”互相指责的情况屡不一见,影响恶劣。民国以后,“汉奸”的乱骂转移到“反革命”的滥用之中,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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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锄非”的文章最后总结道:

  查清之乱华也,开十七史之奇变,比之周汉晋唐,无此得祻之惨;踞十八省之疆土,比之南北五季,无此占地之广;苟延二百六十五年之甲子,比之宋一代,无此猾夏之久。盖今世汉奸之术工于历代,则虏害亦大于历代;汉奸之运长于历代,则虏命亦寿于历代也。今日者,其胡人学汉之毕业期,今日之中国者,其汉人贩国之总卖办所乎?清康熙之谕旗营曰: “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征讨,岂有满兵助剿?”

  噫,虏之为此言也,殆习见历代亡汉之历史,皆汉奸之历史欤?清廷向来衣钵,皆此驱汉人以杀汉人者,为秘密之方法。入关时无论矣,至平后三藩时,此方法一盛,平粤捻时,此方法又一盛。迨观最近之湘赣光复军起,调兵遍全国,而邻近易召之荆州驻防旗,曾不少动,此方法乃盛而又盛矣。数百年来,不废八旗一兵,不折索伦一骑,可端坐以观汉人之自戕,为圆明园下酒物也。

  古之中国,以夷攻夷。今之夷狄,以汉杀汉。以夷攻夷者,中国灭夷之上策。以汉杀汉者,非夷狄灭汉之奇术乎?狼无狈不立,狈无狼不行。满酋非汉奸无以至今日,汉奸非满酋无以终余生。汉奸既与满酋有密接之关系,则汉奸已同化于满。吾国民之杀汉奸,谓之杀汉奸可也,杀满人亦可也。如果内患扫除,不为胡用,则以彼辽沈巢穴已失、全国人心已去之虏,有不入吾掌握者,吾不之信也。嗟嗟!朔风怒号,白杨萧萧。

  失国之戚,与子同袍。憾之结兮,望帝魂之来兮,卢骚我邻。虚无党赠我以弹兮,我祖皇帝遗我以大刀。我誓悬虏首于太白兮,我先杀此汉奸之不同胞。

  清代汉奸最盛,为害最大, 清朝统治非汉奸不立,所以倒满必须先杀汉奸,内患扫除,则满酋必倒,这样的宣传对于鼓动排满革命风潮,使得武昌起事后全国形势有如摧枯拉朽,的确起到巨大作用。而汉奸等同于满虏,杀汉奸就等于杀满人的逻辑推论,在此后的中外冲突中一直被延续。

  本文摘自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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