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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5-21 12:54

永远的大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



春风布昭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的名单,真可谓大师如云,星光闪烁。其中最长者是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到2009年10月29日为止,最后一名107岁的院士贝时璋辞世。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大学的远去,留下的是钱学森世纪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大师来?当然新中国会出含泪大师,可以出鬼诗人。问题出在哪里?这一问题恐怕不难回答,答案就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没人敢说,没人愿意说而已。

  早在清末的时候,章太炎就已经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胡适对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则干脆提出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三点意见: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28年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专家治国为标榜和践行的国民政府开始积极从事国家教育建设。尽管期间内乱外患不断,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始终的尊重,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大批大师巨星,光彩夺目,照耀千古,仅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而言,就足可窥见一斑。

  192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集中了时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百余人。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教育部平行,代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但院士荣誉制度却在1948年才得以践行,还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再加上动荡的时局影响是关键原因。

  作为权宜之计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第一个指导协调全国学术发展的院务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丁文江出任评议会秘书,李书华、丁文江、胡适、周鲠生、谢家声、李济、何廉等七人为评议会规程起草委员。评议会成立后于同年的9月7日—9日,在南京召开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年会。

  评议会成立后,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1946年,重返南京的中央研于10月20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年会修改组织法,年会主要讨论了一系列有关院士制度的具体问题,最终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

  1947年3月至5月,先后发布《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并成立了选举筹备会,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选举规程》对院士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二者符合其一,即可当选院士。而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则是评议会尤其要考察的。

  随后以通信投票的方式选出15名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数理组(吴有训、茅以升、吴学周、谢家荣、凌鸿勋);(生物组)王家楫、罗宗洛、林可胜、汪敬熙、秉志;(人文组)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李济。之后便进入第一次院士选举的正式筹备工作。

  1947年5月16日,院士候选人的提名在全国展开。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按照《选举规程》对各方提名进行初审,结果在被提名的510人中删去了108人。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评议会召开第四次年会最终确定了150名院士候选人。

  在确定院士候选人的标准上除了学术外,还有一条硬性的规定,就是曾出任伪职的被排除在外。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铁曾在日据北京大学当过化学系系主任而被除名。

  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甚于汉奸,应该将其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则起身为郭沫若辩护:“(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鉴于双方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结果人文组评议员13票对8票,如此才将郭沫若列入了候选人名单。

  1948年2月2日,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写信给胡适:“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你的。”

  董作宾在抗战前曾无条件将殷墟新发掘的著名的大龟四版拓片送与郭沫若研究,而郭沫若却抢先发表,两人遂起芥蒂。毕竟董作宾还是看重郭沫若的学问,至于人品则另当别论。不过董作宾不知道的是胡适虽然与郭沫若政见不同,但依然站在学术公理的立场上支持提名郭当院士。

  对此,有的人不感觉到汗颜吗?

  经过背后这么多人为郭沫若所作的努力,郭沫若终于成功当选中研院院士,但他却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至于原因就是不言自明了。

  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公告了最后候选名单及每位候选人所治之学科或事业著述,并在发表公告后的4个月内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评及建议。用现在的话就是公示以便让人民提意见的意思。当然现在的所谓公示不过是个摆设罢了,但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时任北大化学教授的袁翰青指出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国内类似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王和夫揭发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说“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

  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

  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这样的一份大师云集的院士名单,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自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尤其认为其“遗珠甚多”。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6人。

  其中尤以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所遭訾议颇多。朱家骅仅靠着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招来非议恐怕实在是不冤枉。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仅仅有1921、1925年发表的学生时代的两篇论文,因为回国后叶企孙“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有5篇论文。虽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病态的看重论文的数量,但是从院士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怎么说也是有点太过于寒酸了。

  尽管有着这些瑕疵,但不管怎么说民国第一批院士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是开宗立派者,毕竟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是少数。等到了1955年的时候,那些学部委员则完全没有经过学界的评议,而是完全通过推荐和协商手段‘选’出的,是典型的政治和权力的产品,因此其中夹杂了不少派到科教部门工作的党政干部。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



  作为院士代表的胡适在发言中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都对中国这批最顶尖的学人们展开了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地下党等途径展开争取。1949年4月24日,在院长朱家骅主持召集的院务会议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仅仅在会后不久,许多研究所就改变了初衷,拒绝迁台。功败垂成的朱家骅于25日乘飞机黯然离开上海,飞往台北。

  国民党败退大陆后,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袁贻谨、吴大猷、吴稚晖12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林可胜、赵元任、萧公权、李芳桂、汪敬熙、吴宪、陈可恢等9人。其余(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陆,只不过少数之人伴随荣耀,更多的则是饱受迫害,酸甜苦辣个中滋味不同,绝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更是定格在1949。

  1949年初,被蒋介石派专机从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岁。他们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吟罢,两人均潸然泪下。

  1949年4月,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成为了历史。

  




  

[本帖最后由 zyesheng 于 2020-5-21 21:2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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