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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11-1 18:48

秦汉文明基因(上)[分享]



zhvo2013 发表在 国学问答|国学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9-1.html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撰文指出,中国制度长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如果把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作为“现代”的标准,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国家”。这种现象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层治理体系
近几十年发现的秦简和汉简显示,秦汉政治重基层治理,建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行政系统。“里耶秦简”反映出,秦的县乡机构除了税收外,还要勘探国土、促进生产,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梧时,还要重重上报等待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两汉更进一步创造了与法吏并行的基层文官体系。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严格考核后再派遣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在西域屯田的基层小吏,都被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基层政权出天下,这就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之一。
二、文官体系
两汉的文官体系规模庞大,囊括了基层官吏。西汉的“举孝廉”,为基层寒士打开进入上层政治的通道。两汉文官体系的制衡结构也比较精巧。对基层,创设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六条问事”不定期巡查郡县,专查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出土汉简可见,连最基层的百石小吏也有资格考核和劳绩升迁制度。对上层,建立了君-相分立的文官系统,内朝和外朝相互制衡。外朝官吏由于规模庞大,而产生了“自主性”,皇权固然能够对少数官僚生杀予夺,但官僚集团整体从产生到运行,都是高度体制化和理性化的。
三、国家意识形态
汉武帝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主旨,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核心是大一统。
从哲学上讲,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讲,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要收回成命,另付他人。这一套意识形态,既塑造权力,又约束权力,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
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耕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溃,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四、军政关系
两汉由于拥有完善的基层政权,军队既不能收税,更不能管理民政。军士来自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屯田,亦是兵农一体,没有固化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利益群体。
有人说,因为中国皇权“绝对专制”,所以军人才不敢叛乱。并非如此,东汉班固苦心经营西域30年,但他功成后却只求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在东汉末年皇权衰微时,名将皇甫嵩完全可以拥兵自重,却仍“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回到长安,放下兵权。军人之所以遵守规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这就是大一统精神之下的“儒将”之道。
五、经济调节方式
两汉的商品经济很繁荣。秦灭六国,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了实际上的统一市场。文景两朝四十年的“无为而治”,用商业将各大经济区域联系起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推动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农业生产率飞速提升。
那么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调节能力显现,秦汉则走了中央调控的路线。从秦朝开始即设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和财务系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创制了“宏观调控“中央财经体系。实行盐铁官营,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加强了国家财力;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以官营商业网络解决价格波动;实行“假民公田”,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实行统一币制“五铢钱”,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靠着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西汉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汉匈战争。汉朝大一统制度的所有成就,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财经体系作支撑,根本无法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中央财经体系不是政府发明,而是商人发明的。均输平准制度的设计者桑弘阳是商人之子。盐铁官营的创制者东郭咸阳与孔仅,本身就是民间大盐铁商。汉朝商人主动为国家创建宏观调控体系,为贫民分土地,为开边而筹策,也正是因为儒家中的大一统精神。
六、政教关系
与西方罗马神教相比,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管理,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以人文理性立国,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退去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狂热,在国家秩序之下多种宗教和平共处。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官方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居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中华文化融合,在后世便产生出“禅宗”。
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一个有德高僧。

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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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20-11-3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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