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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世纪求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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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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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1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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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世纪求索[下载]
叶嘉莹（1924-202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
90岁那年，有人问叶嘉莹：人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回答说：“是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这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常说自己是个很平常的人，“一向并无大志”，但在历经艰辛坎坷的一生当中，叶嘉莹从未有一刻放弃过对人生意义的求索。
她所寻求的“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当然不是成功学里的那种“成功”，而是更高远的东西。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分析一代杰出学人的精神特点时，曾用“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来形容这种东西。“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叶嘉莹所寻求和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志”。而传承中国古典诗词文化，就是她生活里边“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那样东西。
叶嘉莹说，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美好、高洁的世界，所以，要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叶嘉莹曾自言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好为人师”，二是喜好诗词。所以，她给侄孙女起了小名“师诗”；她从21岁开始教诗词，一直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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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15 20:02
1948年，24岁的叶嘉莹随新婚刚过半年的丈夫赵仲荪离开故乡北京，辗转赴台。此后30年，她走得越来越远。
思乡，是她这阶段诗词里最深情、显著、连续的主题。
到台湾不久，叶嘉莹的丈夫被投入监狱，叶嘉莹自己也抱着未满周岁、还需哺乳的女儿遭受拘留。被释放后，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带幼女在亲戚家狭窄的过道打了几个月地铺。在诗中，她说自己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连台湾街头那些年年盛开的凤凰花，都会激起她的思乡之情，因为故乡北京没有这种花。“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多少次，她在梦里回到老家的四合院，却发现所有房门都紧锁着。“故都北望海天遥，有夜夜梦魂飞绕。”她带着叹息，在一套散曲里写尽故乡当日风光好，说“怎甘心故乡人向他乡老”。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故乡离她更遥远了。办公室窗外一棵高大的枫树，使她想起故乡也有这样的树，可自己何时能回去呢？“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几年后，叶嘉莹赴加拿大执教，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不到半年，就获聘终身教授。她将父亲、丈夫和两个女儿都接到身边。生活越来越安稳，可她依然觉得“流离失所”。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在祖国，她用母语教书，像大鹏鸟一样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世界里，海阔天空，自如翱翔；到了国外，以陌生的英文讲解中国古典诗词，她觉得像从天上掉到地上爬。她日益强烈地感到：“我的故乡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根也在中国。”
叶嘉莹随时准备着收拾行装，踏上归程。
1971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建立。1973年，叶嘉莹就前往大使馆申请回国探亲。第二年夏天，她终于踏上一别二十六载的故土。这一年，叶嘉莹50岁。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在久别重逢的祖国，叶嘉莹写下一首长达1870字、洋溢着激动喜悦之情的《祖国行长歌》，她内心埋藏了几十载的乡情必须以这样的长度喷薄抒发。
及至1978年春，大学恢复招生不久，叶嘉莹就寄信给教育部，申请利用每年假期时间回国教书。两年间，她刚遭受命运最沉痛的打击，长女罹难于车祸。一年前，她第二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情景，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
人们一般认为，是丧女之痛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使她警醒于人世的短暂无常，转而去主动担荷更大的使命。叶嘉莹自己也讲过，她当时决定打破小我，把一切奉献给诗词传承时的所思所感。“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她后来总结说，这既是为报国，也是为给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意义。
1944年，刚满20岁、还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叶嘉莹，在给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的和诗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惜隐为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年轻的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两句我很喜欢。”叶嘉莹后来说，“我觉得这两句诗真正表达了我立身处世的理念。”
想不负此生，就要入世，就要能担起种种苦难。不需要靠隐居来追求清高，在尘世也可以保住本心不受沾染。
顾随曾在讲课中说，人不能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批评南宋姜夔的词就是太“干净”，是“白袜子不踩泥”，这种人不肯出力，不肯动情。
叶嘉莹也说，号称要逃到禅里去的人，有时其实是自私和逃避，因为不沾泥，就永远不会错，不用负责任。
回到1978年春天，做下事关后半生的决定，54岁的叶嘉莹在异国的傍晚，穿过一大片寂静的树林，去寄那封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信。看着落日余晖洒落树稍，她思考着“余生何地惜余阴”，急切盼望着再度踏上归途。
这一次，她要为诗词还乡，她已经做好沾染双手的准备。不是落叶归根找归宿，而是“入世已拼愁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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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叶嘉莹的课堂上，来了解叶嘉莹。因为这里有她最热诚的辛劳与快乐。
从1945年大学毕业，去中学教书算起，至今，叶嘉莹已经当了70多年的老师。她曾自谦说，自己没能成为很好的诗人，也没能成为很好的学者，因为在这两条路上，都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作为老师，叶嘉莹似乎天生会讲课，而且“会讲”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20世纪40年代，她大学毕业即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课讲得好，又被两所中学请去兼课。那段时间，她每周教书30课时，一人教了三所中学五个班的国文课。
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大学任教，因为课讲得好，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也都抢着请她去开课。她还在广播电台讲大学国文，在电视台讲古诗。有节目观众跑到电视台楼下要见她，没记住叶嘉莹的名字，说自己要找“李清照”。
后来远赴海外教书，最初英文不熟练，叶嘉莹每天都要查着词典，备课到深夜，可她课讲得好，接手时，只有十几个学生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在她手上变成六七十人选修的大课。
1979年春，叶嘉莹的归国讲学申请获批准。3月，她先被安排在北大讲课，不久，应恩师顾随好友、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的邀请，转赴南开授课。
当年听过这些课的人，至今记得她课上的盛况。起初，对于大部分师生，叶嘉莹只是个突然而至的陌生人，但她的课堂一旦开启，中国古诗词与她授课的特有魅力立即俘获了学生们，一传十、十传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校内外听众。
叶嘉莹讲课的南开大学主楼111阶梯教室，约能容纳300人，结果加座加到了讲台上，最后教室的地上、门口、窗边都挤满了人。“一点都没夸张。”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当时还在读中文系研究生，他形容叶嘉莹的到来如“一阵清风”，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刚经历‘文革’，很多老师还没走出之前模式化的思维。叶先生一来，完全送来了新的东西。她结合具体作品和自己的人生体验，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这就让大家耳目一新！另外，她的个人魅力，她的博闻强记，讲稿都不拿，上来就是‘跑野马’地讲……”陈洪说。
那时在天津师范大学读书的徐晓莉，是叶嘉莹课堂上的外校旁听生。因为叶嘉莹的课太受欢迎，教室里人太多，南开中文系开始发盖章的听课证，凭证入内。1979年后，叶嘉莹每年来南开讲学，有外校学生慕名而来，用仿冒听课证上课。
“我1956年出生，‘文革’期间上完技校，分在无线电元件厂做模具钳工。1978年，22岁上大学，正是现在一些孩子追星的年龄。我学师范，之前又在工厂做模具，当年一看到叶先生，我就觉得找到了一个模范。”徐晓莉说。她感觉在叶嘉莹的课上，每首诗、每个诗人都在讲述中活了过来，并自此活在她心里。
“叶先生最喜欢讲大课。”叶嘉莹的侄子叶言材告诉我们，“姑母曾说，讲大课更能感受到与听众之间的相知和心灵的相通。”
叶嘉莹的学生黄晓丹2007年来南开读博之后，也留意到叶嘉莹讲大课和讲小课时的不同状态。“南开新生入学时，叶先生要给新生做一个讲座。讲座前，我们觉得叶先生近来身体不太好，看起来没什么力气，但她一上讲台，整个人好像忽然就有了力气，连讲两个钟头，而且是站着讲，讲到兴奋处，声情激壮。”
“到大概三年前，她讲课都站着讲，而且课上不喝水，休息时间才喝。”陈洪说。他感叹叶嘉莹与众不同的讲课热情，是她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特点。
有一次，年逾九旬的叶嘉莹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课，陈洪在台下递纸条，希望她休息。“她看看我，没理，接着讲，要把问题给讲完。我中间两次提醒，感觉她都有点不高兴了。最后从上午讲到下午一点多，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热情？”
至于叶嘉莹给研究生们开的小课，那是另一种风格，更松弛、更平静，但同样迷人。
小课一般每周一到三次，开在晚上，在叶嘉莹家里上，一次两三个小时。所有叶嘉莹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分年级地聚在一起，谈持论道。有学生觉得，氛围有点像那种同道之人的文化沙龙。
“叶先生的小课，主体是学生自己讲。她布置一些书目，让我们准备，听我们讲的时候不时插话讲解。”迟宝东是在南开最早“享受”小课待遇的学生。1997年，他跟随叶嘉莹读硕士，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带的首届硕士生之一，后来又成为她在南开培养的首位博士生。
从那时起，听叶嘉莹小课的就不只是她自己的学生，还有其他专业、别的老师的学生，以及徐晓莉这样因为听课结缘的社会“粉丝”。
小课上，学生们会互相讨论。“这些讨论特别有意思！你还可以听到叶先生赞赏什么、纠正什么，我特别受益。”徐晓莉说。她当时已是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的老师，也是叶嘉莹课上永不毕业的“留级生”之一，从大学开始追着叶嘉莹听课，一路听到自己退休后。
“讨论到什么问题，叶先生觉得有价值、有兴趣，她就讲上了。”叶嘉莹的2003届博士汪梦川说，她旁征博引，然后，“一晚上就过去了”。
汪梦川认为小课的氛围轻松。“叶先生不会给学生指定研究题目。她有句名言：你们想做什么题目都可以。她不要求学生走她的路子，你听课受到启发，对哪方面产生兴趣，就自己选题目去做。”
黄晓丹觉得，叶嘉莹自己也很享受这样上课，“而不是我有个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一定要教什么的上课方式”。
在黄晓丹的回忆里，小课上流动着自在无拘的气息。“常有朋友从海外回来看她，带来很多巧克力。于是，我们上课前，隔三岔五地，会先分巧克力。有时候，叶先生讲到哪个问题，说我在哪篇论文里写过一段什么评价，大家就会翻书架，第一个翻出这段话的同学就很得意。翻出来后，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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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授诗词的方式，深受老师顾随的影响。她形容自己大学时听顾随讲课，“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顾随曾说，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而是感动人，是“推”、是“化”。因而，顾随讲诗，最重感发而不重书本上的知识，讲起课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有人说他是“跑野马”，没有章法可循。
叶嘉莹讲课，继承了顾随的重感发、“跑野马”，但也有许多区别于自己老师的地方。
“叶先生的书肯定比顾先生的容易懂。”汪梦川说，“顾先生讲得太玄妙了，是给‘利根人’说法。叶先生是掰开揉碎了讲，给‘钝根人’说法。她希望更多的人听得懂，所以就得这么讲。我认为是有意为之。”
课讲给谁？——这是叶嘉莹的另一个有别于顾随之处。在她的时代，战乱已远去，四处有课堂。
从1979年，55岁的叶嘉莹归国讲学开始，其后几十年，60岁，70岁，80岁……她年年都拉着装满的行李箱，告别亲人，从大洋彼岸独自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回国讲学。一直讲到90岁，课还要讲，她在各界支持下决定定居国内，继续讲。
她不只是在南开大学讲，中学、小学、幼儿园，她全都去；她不只是给学生讲，政府官员、企业家、科研人员、社会公众、出家人……她都给讲。真正的有教无类。叶嘉莹讲学的足迹还不只是中国、日本、新加坡、欧洲、北美，她都去讲过。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沈立岩，是南开1982届的学生。年轻时他听过叶嘉莹讲课，后来留校任教，担任过文学院院长，主持了不少叶嘉莹的讲座。“叶先生虽然看起来柔弱，但她身上却隐然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她是真正把诗词与自己的人生打成一片，所以听叶先生讲课，你会觉得那不是先生在讲诗词，而是诗词在讲自己。”
迟宝东记得，有年中秋，叶嘉莹和学生们聚餐。大家请她说两句提酒词，“她说我也不会提酒啊，琢磨了半天，最后说：‘为诗词干杯！’”
很多人记得，在一次讲座后，有学生问叶嘉莹诗词有什么用，她毫不迟疑，朗声作答：“让人心灵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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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15 20:04
杰出的诗人用生命来写诗，用生活来实践诗。叶嘉莹用自己的生活，实践了每一条她深信的理念。
很多事情，叶嘉莹能做到，是因为她对精神与心灵上的追求有多全神倾注，对功利和物欲就有多敷衍应付。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
叶嘉莹回国讲学后，有二十几年不仅讲课分文不取，连旅费都自付倒贴。1997年，她把一辈子教书得来的退休金，拿出一半，十万美元，捐给南开大学，奖励古典诗词学得好的学生。后来，又把出售北京故宫和天津住房所得的钱全部捐给学校，设立“迦陵基金”，推动古典诗词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叶嘉莹的秘书可延涛是她的学生，2004年毕业后一直留在老师身边。“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是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却很低，特别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锁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可延涛回忆，他留校工作的头几年，叶嘉莹还没请保姆，所以每年9月她来南开大学前，可延涛都要为她准备一些食物，买得最多的，就是速冻水饺。
“这也是先生在电话中反复交代的。我向先生列举单一食品的不健康之处。先生说：‘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一日三餐都是三明治。在温哥华时，每天午餐也是自己早上做一个三明治，带到学校。几十年都是如此，既省事，又节约时间。’”
有一回，可延涛足足买了10斤水饺，塞满冰箱的冷冻室。叶嘉莹看到后，连声说好，很愉快地表示未来十天半个月都不用考虑做什么饭了。
一个人，怎么能天天吃冻饺子、几十年吃同一样东西而不发腻呢？
可延涛说，从读书时算起，他已经在叶嘉莹身边待了22年，发现自己这位老师，尽管年龄在增长，心态却和22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在海外时，叶嘉莹为节省时间，常常一份三明治就是一餐，回国之后，她最常吃的是速冻水饺。
直到前两年，叶嘉莹每天工作还长达10小时以上，近两年才因为身体原因，减少了大量的读写。“在先生心中，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就是传播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这是先生广大恒久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她这么多年来，遇到许多人生挫折和困境，依然初心不改，依然保持乐观积极向上心态的原因。”可延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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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叶嘉莹喜爱的马蹄湖畔为她修建起一座可用以讲课、治学、办公、生活使用的“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叶嘉莹的号——迦陵。从此，叶嘉莹正式结束跨洋奔波的日子，留在了南开园。
今天，走进迦陵学舍的内院，人们能看到北京恭王府送给叶嘉莹的两棵西府海棠，保定莲池书院送来的一坛古荷花，山东荷泽送来的若干株牡丹，北京远林研究者们送来的几棵梅花。学舍两侧外墙，还长着一株由叶嘉莹在加拿大执教时培养的学生们送来的紫玉兰。
花开花落，生生不息。播下多年的种子，会生发，会壮大。
回国传道后，叶嘉莹笔下的诗词，写满了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命脉的殷殷期盼。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说：我虽然老了，但我对国家、对文化的痴心依旧。相信只要有种子，不管百年千年，中华文化和我们的诗词都会开出花结出果。
“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只要有可以培养的人在等待，我就不辞辛苦。希望自己“柔蚕吐丝”，最终能被后辈学生们织成美丽的锦缎，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走过一个世纪，这便是叶嘉莹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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