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那些助人后期盼回报的人，都以"子路受牛"“子贡赎人”里“孔子的话”作为支撑。这两个故事都是《吕氏春秋》里的寓言。两故事均通过极端情节（拒赏/受赏）歪曲儒家“义利观”。这符合《吕氏春秋》以寓言说理的特征，该书包含大量虚构寓言（如“刻舟求剑”）。"子路受牛"“子贡赎人”两故事均无其他先秦典籍佐证，只是《吕氏春秋》的作者们虚构的寓言故事。
《吕氏春秋》是商人从政的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杂家典籍。它在文学上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编造的。书中所表达的，是商人吕不韦的思想观念。商人的思想自然浸透了等价交换的意识，做事都要求有相应的回报。
"子路受牛"“子贡赎人”假借孔子的名义，赞同子路接受牛作为谢礼，批评子贡拒领赎金，暗示道德行为需与利益机制结合。故事暗中推行商品经济规则，把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庸俗化，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现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把这杜撰的故事奉为圭臬，作为他们理直气壮把助人当作商品的理论依据。动辄就说：这是孔夫子说的。实际上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
真实的故事：战国时期的鲁仲连，在赵国面临秦国的威胁时，保住了赵国的安全，史称“义不帝秦”。又以书信劝降燕将，，称“一书下聊城”。两次事件后均拒受封赏。赵国为了感谢他，愿意割地封爵，鲁仲连却坚决推辞，他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鲁仲连的这种行为，正是帮人不图报的生动写照。
《吕氏春秋》杜撰孔子强调拒绝补偿可能使善举难以持续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篡改儒家推崇道义，鄙视功利的原则（重义轻利）。其目的，就是要想使人们偏离道义，都变成商贾之人。
"子路受牛"“子贡赎人”的编撰者和有同感的读者说，孔子认为子贡赎人后拒绝领取补偿金，此举会抬高行善标准，导致后人因不愿背负“道德压力”而放弃赎人。担心拒绝补偿可能使善举难以持续。可助人为乐不图回报的善举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在新中国更是达到了高峰。这个，吕不韦的门人当然无法知晓。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五代冯道《天道》），意思是说只管做好当下的好事，不要去管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有没有回报，甚至不管后果是祸是福。真心行善不求回报，是纯粹的善意，其价值在于滋养心灵与社会，而非索取回馈。儒家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些为信仰舍生忘死的人，他们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还会寻思什么“回报”？
“为善至乐，不求人知。”（出自《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强调行善助人应出于本心，不图回报或炫耀，强调助人的快乐源于内心的纯粹，而非外界的认可。更不去想什么”回报“。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宋代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体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主张道德实践应超越功利追求。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就是“仁爱”，就是以人为本，推己及人，乐于助人而不计其功。
施予他人恩惠而不期望得到报答，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助人的道德观念。突显施惠者在帮助他人时超越功利考量的道德品格。
真正的善行源于内心，不掺杂功利目的。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强调行善应如自然流淌，不留痕迹。若以求回报为动机，善行便异化为交易。
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始终贯穿于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追求道义视为君子的行为准则，把计较私利看作小人之举。在儒家看来，帮助他人是践行仁义，不应夹杂功利目的，不应期待对方的回报。
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包含双重修身维度：对己要求淡化施恩之功，对人则须铭记他人恩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应该崇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之义举；鄙薄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之恶行。儒家认为，接受他人恩惠应当报答且应当加倍报答，而施予他人恩惠不应期求回报，体现了传统道德观中施恩与受恩的双向伦理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