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后的“相聚”[下载]

田发春的骨灰坛被一块红绸布裹着，挂在抖音寻人项目的志愿者刘德文身前。
他们搭火车从高雄出发，到台北后改乘飞机，越过海峡，落地北京。这条回家的路，田发春“走”了74年。

田发春的骨灰抵京第三天，在朝阳陵园的一处双人墓穴前，刘德文拿出准备好的红绣球，系在墓碑上。
时隔74年，田发春和妻子葛秀珍终于团聚——以合葬的形式。
两个人在20世纪40年代结为夫妻。那个年代，有太多仓促的告别。1948年，田发春作为空军部队的文书士官，接到命令赶赴台湾。然而，人生的际遇哪是人能估算的。田发春离开时，儿子只有8个月大，等到他的音讯再次传回大陆，儿子已经完婚。
1981年10月，时隔33年，葛秀珍收到一封田发春的书信。收信地址是她结婚时的住所，但她已经搬家多年，信是派出所通过户籍信息转寄的。几百字难以尽述几十年的分离，但两个人终于恢复了联系。
从1981年到1987年，田发春陆续从台湾寄来20多封家书。一封信寄来，全家人轮流看，分别写回信。来回的信件要经过美国中转、抄写，辗转多日，有时回信刚寄出，新的信又来了。
据信中所记，田发春为了回家曾试图借道美国和南美洲的一一些国家，但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虽然如此，一家人心里都存着期待：只要人在，总会团圆。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开放探亲，3天内，返乡登记人数破3万。按照计划，第一批返乡老兵将于当年12月出发，田发春是其中之一。
彼时，田发春逢人便说，自己要回家了，还四处打听应该带什么特产。然而，就在回家的前一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外出购买伴手礼时，遭遇了车祸。
据在场的乡民说，他被送到医院时，意识还清楚，对赶来的朋友说：“我不甘心。”很快，他就说不出话，只能躺在那里流眼泪。抢救持续了一夜，田发春还是倒在了天亮之前。
那一年，田念春4岁，对爷爷的离世没有具体的记忆，只隐约记得当时家中，似乎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
葛秀珍的煎熬又被命运延续。田念春记得，奶奶房间的桌子上，玻璃板下长年压着几张爷爷的照片，但人心上的褶皱总也压不平。
葛秀珍在去世前两年，已经有些糊涂，有时连身边的家人也认不出，但会突然说起自己结婚时住的老房子。
老房子在北京的后海一带，她很早便交代儿孙，待她百年，不要墓葬，要将她的骨灰撒到后海。田念春明白，奶奶不想孤零零地待在地底下。
2020年秋天，葛秀珍去世。殡仪馆寄存骨灰的期限是3年。田念春决定：以3年为期，他要将爷爷带回家。而全家人都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件事努力了15年。

三四岁时，田念春开始对自己名字的含义好奇，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得知，这是“思念爷爷田发春”的意思。长辈总是回避关于爷爷的话题，因为他们深知其中的沉重，也不想将这种沉重再延续到第三代身上。
田念春再次得知与自己名字有关的内容是在爷爷1983年2月7日写的家书中：
秀贞（珍）我妻、科儿、志坤，你们好！
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心中实在是常常惦念着你们。知道志坤快要生产，记住，不论生男、生女都好。若这封信赶得及，生男孩即取名为“念春”，生女孩取名为“思玉”或“忆芳”都可以。如果已经取了名字也好，请告诉我是什么名。
这封家书连同其他家书、照片，被装在一个红木匣里。
田念春发现红木匣后，追问过父亲几次，但父亲无外乎是两种回答：一种是“你不要打听了，没用”；另一种是“我也不清楚”。
就这样，爷爷成了家人们心中的“房间里的大象”，田念春不敢多提，却在心里种下了种子，独自开始了一场长达18年的暗中寻找。

田发春去世后，后事是乡邻帮忙在当地料理的。乡邻也给田家人寄去了书信和葬礼的照片。
据信中所记，田发春的埋骨之处名为“顶六净园”。田念春曾托在台湾的朋友多方打听这个地方，均无下文。
2021年5月，田念春在台湾的朋友向他提起一个人——刘德文。刘德文是台湾祥和里社区的里长。“祥和里”最初是眷村，其中安置了大量1949年前后赴台湾的军人。
到20世纪90年代末，刘德文就职时，老兵们陆续身故。于是，他便有了另一重身份：抖音寻人项目的志愿者。自2004年起，他将200多位老兵的骨灰背回家乡。最多时，他一个月要跑3趟大陆。
刘德文收到田念春的请求后，仍然将顶六净园作为切入点。既然通过地图、导航等现代技术手段找不到，他就到田发春生前生活过的地方一点点打听。他前后询问了30多个人，最后只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在周围的一座山上看到过一座牌楼似乎与此有关。
刘德文立刻沿着老人指的方向找过去。那是一个小山坡，杂草有一层楼高，站在坡底望去，看不到一丝墓碑的影子。他用棍子拨开杂草，勉强通过。随着他越走越深，忽然间，杂草丛中露出一座墓碑。
墓碑是当地村民立的，但刘德文起码可以确定这里有墓地。后来他才得知，这是一片私人土地，经过转手再转手，主人已经换了3位，渐渐地，就荒芜了。
彼时，暑热难耐。刘德文每天凌晨四五点就从高雄的家中出发，在太阳升起前赶到嘉义，却还是频频中暑。然而，更让刘德文难受的，是给田念春打电话的时刻。为了不给刘德文压力，田念春极少主动联络，基本都是刘德文打电话给他：“念春，对不起，还是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田念春对他说：“没关系，不急，天凉一点儿再找。”
多年来与老兵亲属打交道，刘德文能感受到电话那头的期待与克制。他一边怀疑眼前的土地到底是不是顶六净园，一边加紧寻找其他线索。
在乡邻寄给田家人的葬礼照片中，一家名为“仙峰”的殡葬公司的电话引起了刘德文的注意。
电话号码距今已有30多年，刘德文也没想到还能打通。几经辗转，他联系到当时的老板，老板听到田发春的名字立刻有反应，称这位长者当年是由自己安葬的。
老板第二天便赶到小山坡，向刘德文确认这里的确是当年的顶六净园，还回忆起田发春的墓地的大致区域。
有了老板的讯息，刘德文不再犹疑，干脆请了4个工人一起割草。他和工人们顶着高温陆续割了几个月，雷雨天时也不放弃，他曾差点儿滚下山坡，但寻找仍然没有进展。
这样不惜力的寻找又持续了半年多。2022年3月下旬的一天，整个顶六净园都被翻找得差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块区域。彼时，刘德文正坐在地上休息，忽然看到一行人走来，手上还提着祭品。
他赶忙上前询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位叫田发春的老兵。来人连说“认识”，还说他这一趟是来给父亲扫墓的。同时，因为知道小时候的邻居田叔叔在台湾没有儿孙，就想一并祭拜。
来人姓朱，他的父亲是田发春的同袍，也是邻居，安葬田发春时，他就在现场。
顺着朱先生回忆的方位，刘德文娴熟地控制割草机，很快开出一条路。路的尽头是一座墓碑，上书姓名：田发祥（田发春参军后用名）。
像许多客死台湾的老兵一样，墓碑上镌刻的故乡名称比自己的名字还要大，而墓碑角落镌刻的“儿田科”“孙田念春”完成了家族史的最后匹配。

那天晚上，田念春正带着母亲和孩子在外吃饭，看到手机里有一通刘德文打来的未接来电。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因为刘德文给他打电话一般是在白天，很少在晚上联络。他走到餐厅外面，回拨了电话。
“找到了。”
那一瞬间，喜悦、难以置信一齐在他心中翻涌。回到座位上，他跟母亲转述的过程反而非常平静。三两句讲完，母亲没有多说话，“好像在忍着那种感觉”。
至于到底在忍什么，又难以尽述，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那顿饭的后半段吃得很安静，他们在嘈杂的餐厅中甚至能听到碗筷碰撞的声音。
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方式，田念春细细琢磨过。“不用特意挑时间，有一搭无一搭地说，只要把信息传递过去就行了，千万不能当件正事说。”
那天，父母来看小孙子，田念春就顺势说了出来：“我一直在请台湾的一个朋友帮忙找爷爷的墓，现在找到了。”说完，田念春转身走进别的房间，父亲的号哭声从身后传来。
根据眷村邻居朱先生的讲述，刘德文找到了田发春当年住所的位置。他将自己在当地收集的田发春的生平尽数转述给田念春。
在田念春40岁这一年，“爷爷”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爷爷常常临摹汉碑书法，而爷爷的大哥和二哥在书法上也颇有心得：爷爷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他总说想家；爷爷退伍后在村里与人合伙养鸡，但寄回家的照片总是西装革履；爷爷与人为善，许多乡邻都受过他的帮助，这也解释了葬礼的照片里为什么有那么多送别者......

2023年3月17日，刘德文为田发春举行了取骨仪式。
“如果再晚几年，可能就真的没了。”刘德文说。这种紧迫感一直萦绕着他。1996年，他和妻子搬到祥和里时，还有2500多位老兵在世。紧接着，老兵们快速凋零。最多的一年，他参加了120位老兵的葬礼。
现在，祥和里在世的老兵只剩不到20位，都在90岁以上。他们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每到清明节，还是会燃起香火。他们朝着家乡的方向祭拜父母，那些斩不断的思念，那些绕不开的离别，淌满了海峡。
5年来，刘德文与抖音寻人项目合作，已成功助力110余位老兵落叶归根。
再过3年，刘德文就60岁了。背骨灰时间久了，肩膀会疼，但因为不再是一个人，他的脚步轻快了许多。
每次背老兵的骨灰回家，他都会用一张90厘米见方的红绸布包住骨灰坛，“像办喜事一样送游子回家”。他因此与布店老板相熟，老板每次见他来买红绸布，便知又有老兵可以回家了。
送田发春回家前，刘德文又出现在布店，老板熟练地裁好布，这一次，是1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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