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
本人老家的书房里，存放着一箱奖证（状），退休旅居到深圳之后，又不时获得一些奖证。各种奖证（状）起码也有上百件！这些证状的领取于1956年秋我读毕节师范学校初师时期。那时才有条件参加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以及学习表现等等评选直到而今的义工活动评选之所得。看到这些成长记录，我不禁想起这几十年来从“三亲”的评先选优树榜样到“买卖奖”的病变！
从我1956年考取毕师初师班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亲历的评先选优工作是很健康的。那时候，哪一级的哪个单位组织评先选优，表彰活动的会议经费包括买奖品、发奖金、赠送纪念品所需开销，全由主办单位负责。对于参加表彰会议的人员中没有工资的，主办单位还要发给他们会议期间的误工补贴和往返的差旅费。而获奖的条件、事迹也是公开、透明，公正，过硬的。何以见得？我获得最多的奖是优秀通讯员奖。例如贵州日报每年初都要评选表彰前一年的优秀通讯员。优秀通讯员怎么评定呢？就以你前一年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篇数来核定。而且条件是早就公开了的。如：发表50篇获一等奖；40篇二等奖；30篇三等奖。如何计算篇数和看作品质量呢？发头版头条的一篇算50篇；二版头条算40篇；三版头条算30篇。第四版是国际版，没有通讯员发表的版面。
多人联名发表的篇数怎样计算呢？二人联名发表的，一人算半篇；三人联名发表的，一人算1/3篇……以此类推，上不封顶下保底。你发表了29点9篇都不能获优秀通讯员奖。一年下来，能不能获奖，获哪一等奖，自己当年能得什么奖？拿到当年12月31日的报纸一看，统计自己当年发了多少篇，能不能获得优秀通讯员奖？得什么等级的奖？自己也就也就心知肚明了！谁不服气？
至于一年一度的好新闻奖，那就要由专门的评委评定，也是公开、公平的。因为那些年代官风民风都很健康，没有哪一级组织评先选优单位敢于提出向参评单位或个人收取什么费用。所以，那时候获奖感到光荣，不得奖者也很服气。记得：我们在毕师进修毕业的1964年“五.四”青年节，我被毕节师范学校团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后来，学校又把我的先进事迹上报到毕节地区团委参评贵州省“五好青年”。整个报评过程都是由学校党支部按照上级要求的程序进行的。我的参评材料也是学校党支部搜集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整理上报的。我进修毕业回到原单位——大方县瓢井区中心小学上班一个多月后，瓢井区机关团总支书记才收到我被评为贵州省“五好青年”的奖状，立马就送到我们学校领导的手里。瓢井小学的领导才知道我被评为全省“五好青年”，大家都欢欣鼓舞。整个过程中，没有谁要学校或我本人交什么费用！
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评先选优就开始渐渐病变为某些人或单位中饱私囊的敛财手段了。有的还采取“钓鱼”手段，赞美你的作品很好很好，可以报评什么什么奖，获奖后可以出书等等，得到许多许多好处！让你上钩之后，报名费，评审费，奖品费；获奖了，到什么大城市出席颁奖会。颁奖期间，某某级新闻单位现场直播颁奖实况；某级领导接见获奖人员，大领导或名人、专家和获奖者合影留念，共进晚餐……荣耀多多！使很多梦想见见大世面的年轻人心花怒放！不惜啃老也要去见大世面！藉以满足一己一时之虚荣心！使那些组织评奖单位及其领导人收鼓了腰包，政风、世风和文风都在发生着种种病变！有人将这种病变中的评发奖称之为买卖奖！我也收到不少参加这种活动的邀请函，但我一律拒绝参加，而且将那种邀请函件作为废纸卖掉！
但是，作为正能量、不收费的官方评先选优的奖励，我是积极参加的。例如我从网上看到评选全国散文奖的启示，我就将我发布于我们毕节地区威宁县文学内刊《草海》上的散文《草色入“年”青》寄去参选，结果获得一等奖；我到深圳的2004年，深圳市一年一度的读书月征文已经办第五届了。我就将我几十年来自学情况和心得写去应征，什么费用也没有交，结果还得了个一等奖的奖证和300元的奖金。那一篇征文的奖金就相当于当时我一个月3/4的退休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评委给我把《我的读书体会》的标题改为《一读六十年》。这种关心爱护应征者的敬业精神我使非常敬佩！
还有一种就是：参加深圳市评晋的星级义工：那是按照你做义工小时总计数来晋级的，晋到五星级为最高；之后只有再评优秀义工；我晋升为五星级义工之后，又评为优秀义工。这种健康的评奖，使我从中获得很大的奖励！在“买卖奖”出现之前的那些优秀通讯员奖，好新闻奖，好作品奖和深圳市各级评选的星级义工证和优秀义工奖，我以之为荣，作为纪念！
对于那些病变的买卖奖，我坚决反对，而且我还在1994年4月21日的《中国检查报》上发文对于此类病变进行披露，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这就是我——一个耄耋老头对于各级各类评奖中产生病变的不断了解、认识和态度！
2023.4.19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