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领队魏然：揭开流淌千年的“运河往事”[下载]

今年5月初，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处建筑工地，几栋新楼拔地而起。另一边，空旷的土地盖上了绿色苫布，放眼望去，一个个矩形的“深坑”坐落其间。一群考古人拿着手铲，不断重复着拉线布方、刮面找遗迹、记录整理等步骤。
配合城市建设，考古发掘工作正在同步进行。2018年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魏然带队“扎根”在这里，试图拂去层层尘埃，从一处处遗迹、一件件出土文物中，找到这片区域与一座汉代古城的关系，丰富路县故城绵延两千多年的故事。
入行十余年，魏然从科技专业“跨界”考古，奔走在各个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现场。

“昨天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榫卯结构，有新发现吗？有没有发现金属器？”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前，魏然三步并作两步，顺着探方里的阶梯下到墓室跟前，一边观察棺椁的木结构，一边询问同事。
一位考古队员指着一段已经朽掉的棺板前段，示意上面凸起的一角可能就是榫结构。魏然蹲下，仔细观察。“考古现场，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标注着历史。”他解释，脚下的这片区域属于通州区潞城镇前北营村，位于路县故城遗址东南方向约1.7公里。2018年至今，他们已经在这里连续进行了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各时期遗迹，类型包括墓葬、灰坑、窑址、水井、房址等，考古发掘面积累计超过3万平方米。
“我们发现，这些墓葬以两汉时期为主，反映出自西汉以来完整的文化序列。”魏然指着面前不同形制的墓葬介绍，西汉时期，墓脏的葬具以木制为主，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逐渐演变为砖结构，形制也由简单发展得更为复杂。“不仅仅是墓葬，任何一处遗迹我们都要反复确认结构和微细的现象，有针对性地提取每一份样品标本，小心提取每一件文物，这是为了确保尽可能全面地提取有效信息。”
每一处埋藏在土里的信息，魏然都嘱咐考古队员认真清理、记录、提取，为考古发掘结束后的整理和实验室工作做准备。20多分钟后，他又急匆匆地前往下一处遗迹——一口水井。站在探方边上向下望，能看到八角形的水井内部，有一圈木板围成的井壁。“路县故城遗址也出土了相似结构的水井，规模和体量更大，两者时代也不同。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多历史发展演变的信息。”魏然说着，还不忘嘱咐工人做好遗迹的保护措施，“前几天下了场雨，井内的土层还有点潮，提取信息的时候要小心。”
日复一日，魏然和同事就这样往返于一处处遗迹间，小心翻找历史信息，探知古人生活，捕捉岁月变迁。

结束了上午的工作，魏然一行人回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简单吃口午饭，又一头钻进办公室，对着满柜子的出土文物，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有上千件文物等着我们整理，可耽误不得。”他说，出土文物也是考古人员判断历史信息的重要证据，正在整理的这批文物大多为陶器，器型以鼎、罐、壶等为主，也有小型玉器、铜器，“我们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基本都与路县故城有关，无论居住还是墓葬，都是当时在这里的生活的人留下的历史印记，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全方位提取和还原这些历史信息，并加以保护。”
“各种迹象表明，该区域在西汉及东汉时期的土地性质，是一处具有统一规划或管理的单纯墓地。”魏然介绍，除两汉墓葬外，这一区域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北朝至明清时期墓葬，以及晚唐至金元时期遗址，遗迹类型包括窑址、灰坑、水井及少量金元时期的房址。根据遗迹遗物等因素综合判断，遗址性质应与制砖制瓦等手工业相关。
今年，魏然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又发现了大量新的遗迹现象。为了配合基本建设项目，他和同事都在和时间赛跑。“考古和工程建设一环扣着一环，如何保证城市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又能以符合工作规程要求的方式完成好考古工作，是每个投身于此的考古工作者反复思考的事情。”

2012年，魏然来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他正式开启考古世界广阔的大门。
那时，跟着单位的老师们跑田野，是魏然最开心的事。不论寒暑，总能在考古工地看见他被晒得黝黑的身影。“最开始就是在工地跟着技工学技能，向领队老师讨教考古发掘的经验。”魏然说，渐渐地，去的工地多了，实践的多了，自己也能帮着领队老师分担一部分工作，“每当遇到重要的遗迹现象，能自己做出正确判断，得到领队老师的肯定，这种成就感溢于言表。写发掘记录、整理资料、修复文物、考古绘图……用自己的双手发掘历史、证实历史，心中有无限的惊喜、兴奋、满足。”
对于魏然来说，2018年是他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在经过国家文物局的专业考古培训后，他成功拿到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自此能够独当一面。带队开展考古项目。当时，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的考古工作也从未停歇，魏然一连接了好几个考古项目。
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让魏然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揭开一段段流淌千年的“运河往事”。
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魏然和同事对通州区永顺镇的小圣庙村、张家湾镇的上马头村等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勘探。“在勘探小圣庙村北时，我们发现了文献中记载的清嘉庆13年运河改道前的旧河道。故道经小圣庙向南经过上码头村，与文献中记载的基本一致。”魏然比画着解释，根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嘉庆年间北运河在通州的河道由于常年洪水反复淤塞，发生了较大改变。从嘉庆13年开始，北运河河道不再由小圣庙经上马头至皇木厂，再经张家湾与凉水河汇合，而是向东经黎辛庄形成新的运河河道。“结合文献推测，这条古河道应为北运河故道。”
运河故道废弃淤浅、湮没无闻，在考古工作者的细心找寻下，200多年后得以重见天日。魏然介绍，经过考古勘探和后续的局部发掘，他们发现了总长约3000米运河故道，证实了文献的记载。“这一发现，对北京古代漕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漕运兴衰的明证。”
随着运河故道的发现，更多的历史遗存揭开面纱。魏然和同事还在运河故道岸边发现了清代小圣庙遗址。根据清乾隆时期《通州志》记载：“小圣庙，在在州北门外，一在张家湾。”这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

最近几年，除了配合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考古，魏然的足迹踏遍大半个北京城，延庆、大兴、房山……每到一处遗址，他总是收获颇丰。
大部分时间，他往返于一个个考古工地，“泡”在探方里找遗迹。
到了冬天，考古工作者就进入了“冬歇期”。因为北方冬天一旦土被冻住，就无法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了。北京的这个阶段要从12月一直持续到来年3月，考古工作者会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平日里积压的考古资料，编写考古报告。
“但这几年，工作多、任务重，在天气不是特别寒冷、冻土层不是很厚的时候还可以坚持工作一段时间。”魏然说，冬天考古的办法就是“给土地盖棉被”——每天在室外温度低于零摄氏度之前，在工作面上盖上棉被和厚厚的一层土，第二天太阳出来气温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后，再把棉被与土揭去继续工作，如此往复。
学科技考古出身的魏然，也不忘自己的“老本行”。他参与了延庆大庄科辽代冶铁遗址、通州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在路县故城城址外西南部，魏然和同事发现了两汉地层中出土的炼渣、炉壁残块、陶范等冶铸相关遗物。这是首次在路县故城遗址周边发现大规模的冶铸相关手工业遗存，为研究汉代的手工业发展、经济分工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今，聚焦冶金考古和科技考古方向，魏然正在整理近年来从各大遗址收获的相关遗物，做进一步研究。他希望，利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为人们拨开历史的尘烟，勾勒出更生动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