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华如水照楼台——开封大相国寺记[下载]

坐落于开封城内汴河河畔的相国寺，前身为唐朝高僧慧云重建的建国寺，唐睿宗为纪念自己从相王之位当上皇帝，诏改寺名为大相国寺，沿用至今。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开封成为水陆交通之会，五代及北宋相继定都于此，相国寺也成为天下佛子教友、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共仰的宝刹圣地。北宋时期，处于闹市中的相国寺，在东京浓郁的商业气息的浸润下，逐步冲破宗教戒律的束缚，成为开封城繁华的商业中心，与城中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
唐宋之际，随着开封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相国寺多次得到扩展。延平元年（712年），唐睿宗在下诏改寺名的同时，从内帑拨付经费，用于相国寺的扩建。扩建后的大相国寺气宇非凡，“棋布黄金，图拟碧络，云廊八景，雨散四花，国土盛神，塔庙崇丽，此其极也”。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唐昭宗大顺年间的一场大火，使山门、排云阁、佛殿等400余间建筑付之一矩。此后大相国寺又屡经修葺，才逐步恢复旧观。北宋定都开封后，大相国寺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获得了巨大发展，占地多达五百余亩，内分六十四院，其中慧林，智海二院号称“东西二巨禅刹”。慧林禅院在今相国寺东铁佛寺街一带，智海禅院在相国寺西院。北宋时期的相国寺规模宏阔，殿宇辉煌，美轮美奂，宛若天宫，翰林学士宋白奉敕做《新修大相国寺碑铭》，对相国寺赞叹不已：“金碧辉煌，云霞夫容；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构此大壮，宜扬颂声。”
大相国寺寺藏之丰富，实为天下少有。其中的佛像、经籍、碑刻、书画、木器古玩、丝绣等，或为国手所造，或为帝王御书，无不是传世杰作，为方家乃至天下百姓视为极品，名震天下。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所言“相蓝十绝”多为寺中所藏珍品，慧云所铸的弥勒圣像、唐睿宗御书的牌额、吴道子所画的文殊维摩像、车道政奉旨所画的天王像、智俨的《三乘因果人道位次图》、瑰师的《梵王帝释》图均在其中。吴道子在这里留下了壁画《文殊维摩像》，杨惠之则留下了栩栩如生的罗汉塑像。北宋诗人梅尧臣曾与学者刘敞等观赏过吴画杨塑，情不自禁，发出“金碧发光彩，物象生精神。岁月虽已深，奇妙不愧新”的惊叹。入宋以来，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高益、燕文贵、高文进、崔白都在这里作过壁画。其中高文进的《大降魔变相》被后人赞为“奇迹”，他曾受命修复旧壁画，以蜡纸摹写旧作笔法再移至壁上，不仅毫发不差，而且尽得气骨。
大相国寺与国家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睿宗即位后即诏改寺名，并御赐匾额，赋予了大相国寺皇家寺院的特殊地位。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大相国寺作为都城最大的佛寺，成为皇族百官举行礼仪的重要场所。
寺额是寺院合法的重要标志，北宋皇帝多次为相国寺御书寺额，以凸显其特殊地位。至道二年（996年）五月，新修的相国寺三门竣工，宋太宗“亲书额，金填其字以赐之”，“笔力精密，晓书法者皆歆服”。宋太宗亲赐御笔金字匾额，使大相国寺身价倍涨。相国寺将其作为镇寺之宝，纳入了新组合的“十绝”之中。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大相国寺内储藏太宗御书摩石的宝奎殿建成。宋仁宗不仅为大相国寺飞白书额，同时还命令宰相吕夷简撰记、章得象篆额、枢密使晏殊撰御飞白书记。政和年间，宋徽宗重新为大相国寺御书寺额。
作为皇家寺院，大相国寺还频频得到朝廷的赏赐。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提点寺务司反映相国寺檐庑相接，存在火灾隐患，建议将禅僧主持由四院扩建至八院，宋神宗特赐度牒二百，充作给修缮费用。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宋哲宗即位后仿效其父，赏赐相国寺一百余道牒，用于修建大相国寺塔。宋代的度牒是僧道合法化凭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且价值不菲，朝廷赏赐度牒实际上就是对其进行经济扶持。此外，皇帝还通过御赐佛牙、经书等来展示对大相国寺的优遇。
大相国寺积极为皇室提供各种宗教服务。君主的生日庆祝、忌日纪念等活动，辽朝使节进香礼拜，御赐宰执大臣的宴席，多假相国寺举行。逢先帝（后）忌辰时，朝廷需在寺院或道观设斋焚香举行祭祀活动，而大相国寺就是这些祭祀活动的首选场所。大忌之日，文武臣僚齐集相国寺，参加祭祀之礼。帝后的生日庆祝，也多在相国寺举行。建隆元年（960年）二月十六日，是宋太祖的诞日长春节，宰相率百官上寿，皇帝赐宴于大相国寺。元旦朝会，辽朝按惯例遣使庆贺，使节在朝见后次日也选择到大相国寺烧香。北宋时期，遭到水旱灾异，往往举行祈报之礼。凡帝王亲自执礼时，无论是祈雨谢雨，还是祈雪、祈晴，祈祷活动多在大相国寺举行。大相国寺东南隅的罗汉院专辟有桂籍堂，是宋代新科进士刻石题名的最佳去处，以新的方式延续了唐代雁塔题名的雅事。
值得关注的是，大相国寺虽然贵为皇家寺院，但并没有刻意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反而在运河两岸的熙熙攘攘中，在鳞次栉比的店铺的包围中，逐渐变身成东京城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北宋的大相国寺，与近代北京的厂甸有几分相似，每月初一、十五、逢三、逢八开放。开市期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仅中庭两庑就能容纳上万人。参与交易的人，除手工业者，还有罢任、离职到京的官员，落魄的文人，还有甚至是寺庙尼姑也挣脱宗教的束缚，在寺庙里大大方方地兜售自己的绣品。正所谓“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本为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却变成了规模巨大的商品交易中心。相国寺市场的货物琳琅满目，从鲜活禽兽、时果脯腊、日常百货、衣帽香奁到土产香药、文具书籍、玩好画帖，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既有本地出产的货物，又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的货物，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客人乐此不疲地来寻宝探奇。
对文人墨客来说，大相国寺还是重要的文化产品市场，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笔墨纸砚是文人须臾不可离开的四宝，宋人对于高品质墨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有一个歙州人潘谷，善于制墨，有墨仙之称，所制之墨称“潘谷墨”，大受文人佳士的欢迎，大相国寺佛殿前就有专门售卖潘谷墨的商铺。苏轼对其情有独钟，盛赞潘谷墨“精妙轶伦，堪为世珍”，经常到大相国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此往往能意外收获罕见的孤本、善本。唐末坊州营妓红儿善于作诗，但其诗集传世极少。连饱学诗书的文学领袖杨亿犹未见到，“每语子孙为恨”。但后来，其子孙竟然在大相国寺书市买得。王得臣在相国寺游玩时，也曾意外得到传世极少的唐朝漳州刺史张登的文集。
开市期间，大相国寺不仅为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货色齐备的购物空间，而且还举办各种游艺演出。大相国寺前，既有熊驴的杂技表演，又有“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的传统节目。这些娱乐活动，与大相国寺融为一体，逐渐成为宋代东京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谏官常安民主张“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时，宋哲宗不以为然，未予理睬。当然，大相国寺的游乐活动还是以每年的上元灯节最为壮观，大殿前搭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高挂诗牌灯：“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东西塔院灯火通明，光彩争华，直至天亮。
北宋政治家、诗人韩维在与范镇唱和时，向世人展示了相国寺的繁华：“佛宫金碧开朝霞，游人杂遝来正哗。危弦促管竞繁咽，罗袖对舞春风斜。”但随着北宋的灭亡，再加上频频水患，相国寺繁华消歇，昔日的辉煌成了一种遥远记忆。顺治年间，开封知府钱纶来到大相国寺，看到千年古刹荒芜不堪，顿生凄怆，写下《游相国寺有感》一首：“古寺虽经废，残基历历明。沙痕侵梵座，苔色接荒城。衣狗浑成梦，沧桑类转萍。偶来凭吊者，惆怅不胜情。”繁华与荒芜，同一处，两重天，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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