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与你我健康有关的政策，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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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这是“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首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
党的二十大会议闭幕后，国家卫健委在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时提到，要破解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工作，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国家卫健委首次提出构建“健康促进政策体系”，且将其置于服务供给体系之前。
卫生健康政策体系改革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作为卫生健康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卫健委出台的任何部门行业规划、行政性规章（如管理办法）、技术指引（如诊疗规范），都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二十大报告、国家卫健委党组扩大会议为何还要在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等常规政策之外，单行构建“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呢？
如今，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从“世界最大”转向“质量最优”“人民最满意”，将是这一代医疗人、医药人、医保人肩负的神圣使命。履行好这一事关民族复兴的关键使命，就需要“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高位指引。
事实上，政策体系独立于服务体系，在十年新医改历程中也早有先例。而医改本质上是存量改革而非增量改革，是对地方权力结构、产业利益结构的深层次调整。
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为实现提升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医药产业合规性等战略目标，我国实施了紧密型城乡医联体、药品耗材带量集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
这些横跨公立与私营机构、医疗与医保行政部门的改革，无法由单一行业或部门的政策涵盖，甚至还要控制药品和医疗服务短缺、控费引发费用转嫁等政策副作用，因此需要额外设计“医改政策体系”。
基于此，我国设计了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分别为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其中，部分政策最大化发挥了政策效能，也有效控制了政策副作用。
此外，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捋顺治理体系的主客体之间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新医改已11年，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全都需要“涉险滩”“爬坡过坎”。
当前，在构建医疗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方面，在推进临床高水平的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方面，在推进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方面，都需要破解医生与患者之间、医院与卫健委和医保局之间的“猫鼠游戏”和“部门内耗”等老大难问题。
从健康治理的视角看，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框架下，构建多方治理平台，创新治理机制模式，形成单一主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谐和，促成利益相关方的共赢，才能推动各方主体都拥抱改革，以最大化减少公共行政资源、医疗卫生资源、医保社保资金的耗散。
健康促进政策须充分彰显“人民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设置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专门段落，每一项政策都事关全民健康。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在首次提出的“健康促进政策”前面加上“人民”二字，其意味深长，更意义深远。
无论是疫情防控中体现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精神，还是“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人民性”始终是北极星，值得广大医疗人、医保人、医药人抬头凝望。
构建健康促进政策体系，最终归依是“人民性”。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方能守住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医疗保障的公益性底线，锲而不舍地为广大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脱离不了基本国情。强调“人民性”，当前有限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社保医保资金、医药研发、生产及流通能力，究竟要配置到什么行业、什么环节、什么区域、什么对象，就需要评估人民匮乏什么、呼唤什么、充分调研需求，开门征集民意，满足人民需求。
与此同时，二十大报告中也对民生事业提出了“在发展中保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要求。这也提醒相关保障工作不能口惠而实不至，或者搞“过度福利”而牺牲全局利益、长远利益。
还得看到，长期以来，仍有部分医疗卫生行业存在西方医学的精英主义思维，而社保医保行业作为参保人的代理人则部分存在行政化思维，一些工作者习惯于“替人民做主”而非“让人民当家做主”。
受此影响，患者在参与医疗卫生事务、医保政策制定时，因空间有限、主体很少、频次较低、深度不足等原因，“医院理事会引入患者代表”“患者顾问提升医疗质量安全与患者体验”“医保政策邀请患者听证”等模式的普及仍有限。也因此，扩大人民参与程度，仍旧十分有必要。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卫生健康、社保医保事业干没干到位、干得好不好，归根到底是广大患者、参保人、服务对象说了算。
无论是对公立医院、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构端考核，还是对各级卫健委、医保局的行政端考核来说，都要从人均工作量的“数量指标”，延伸到服务的“质量指标”。
在此转变过程中，重要的也不再是“干多少事”，而是“人民健康改善多少”的结果性指标。这也将最终牵引我国健康体系从“广覆盖下的保基本”升级为“高质量发展下的动态保基本”。
总而言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从“三医联动”迈向“四方共建共享”，产品供给侧“更侧重民生导向”，服务供给侧政策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支付侧政策转向“为健康支付”。
最重要的是，需求侧要填补患者政策体系的空白，让“帮患者健康”迈向“患者自主健康”“患者组织支持健康”“患者参与健康事务与健康政策”的更高水平阶段。
这是在二十大报告“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战略指引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目标所在，也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