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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郭宝昌：我写《大宅门》这四十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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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11-8 15:25
郭宝昌：我写《大宅门》这四十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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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2022-11-8 15:25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这幅衬底是我授意画家丁一先生专门创作的，其他均为丁先生随意创作，我没必要向宅门族中人请罪，也无罪可请。任何一部写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艺作品，则作品中的人物与原型人物便脱了钩。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亲。我庆幸我还有勇气进行反思。自省其实也自私，以为一个忏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恶感，事实上不可能，但总比咬着牙死不认罪，或掩盖、粉饰要强一点，至少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曾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 我16岁上高中二年级时，开始写《大宅门》，是写小说。那时候连“电视”俩字都没听说过，那会儿满脑子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基度山恩仇记》，我想我也能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绝不比他们差。母亲发现我天天熬夜写东西，哪有那么多作业好写？问我天天点灯熬油的整宿不睡，写什么？我说作业多，母亲以为我很用功。可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了，母亲怀疑了，那么用功怎么会蹲班？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东西？“偷看”俩字，惹怒了母亲，偷看？母亲看儿子东西，叫偷看？我说不经我允许，您不能看。母亲更怒了，我就不许你写。我说写小说怎么了？母亲说，你胡写就不行，你把它都烧了。母亲从未向我发过怒，我不再吭声。没想到第二天回来，发现手稿不见了，是不是烧了我没看见，但我不再写了。 当时还没有什么创作思想之类，原则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风上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响很大，把老爷子写成了封建势力的代表，暴虐、残忍、流氓、恶棍，把母亲写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那时母亲已是宅门中的掌门人，是不愿意触及少年那段历史的，大概觉得不光彩，门第、出身、地位在充满市侩势力的家族中是很残酷的。这件事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是一件母亲十分忌讳和反对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可创作的欲望始终使我无法住手。 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因为我把大宅门的故事向我的恩师田风教授讲过很多，老师觉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写成电影剧本。所以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只在学院写，是完全背着我母亲的，那时满脑子都是揭露资产阶级丑恶的剥削本质。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其实我内心中的矛盾极其复杂，我不想也不愿意违背母命，我必须面对母亲的内心感受，避开这条故事线，我心中还是轻松解脱的。1964年，我被勒令交出《大宅门》的手稿，并最终落实在我的定案罪行中，“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1979年落实政策时，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干部翻遍一麻袋档案材料，说没有。 1970年在干校，我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写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连顺序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年多差不多写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 运动又来了，我又被揪斗，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于是把笔记本趁人不备扔火膛里烧了。 1963年，我到了广西但不予转正，没有拍片子的权利，我又写起了小说。有了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每写一章偷偷地在几个哥们儿中传看。几个朋友隔个把月看一章，看得兴起，等不及一章写完就要看。但只要写到母亲，我总是别别扭扭，欲进还退，怎么写都心虚。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严重地影响着我的创作，可我摆脱不掉。母亲的话，总在耳边响：“我就不许你胡写。” 直到1980年，写了有十几万字了，与妻子分居一年后闹离婚。法庭上分家时我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只要小说手稿，前妻说烧了。从16岁到40岁，多少年？24年。写了四稿，一字都没留下。我心灰意冷，彻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于恢复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从1976年到1995年的20年间，我没休息过一天，包括春节等所有节假日、星期天，一共拍了八部电影，15部电视剧，写了八个电视电影剧本。到了1995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最佳的创作状态，决定塌下心来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扰正儿八经地写《大宅门》了。估计要写十个月，为了这十个月，我准备了三年，从1990年我就脱离体制单干了，十个月写《大宅门》，不干别的活，吃什么？所以三年中我拍了四个戏，拿到了20万酬金，保证不愁吃喝了，才可以踏踏实实写作。 199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写《大宅门》。每天七点起床，八点准时坐到书桌前写剧本。夜里十二点准时睡觉，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亲朋好友，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烧一大壶开水。我坚持了四个半月，完成了52集剧本《大宅门》（后改成40集）。当时单位里什么分房、定级、涨工资，一律舍弃。此时母亲已于1978年去世了，从写作上应该没什么障碍了，按说也不该有什么顾忌了。当第三十集开始写到李春秀这个人物出现时，我心里就嘀咕起来，母亲当年的怒容历历在目，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亲。于是每场戏，每句词，每个动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绝不能让母亲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 我把对母亲的怀念、敬仰、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了。后来网上有人评论说，因为李香秀这个人物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养母，所以塑造得特别完美。这话说得没错，这又是整个故事情节主线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黄春、白玉婷、杨九红一系列女性人物争奇斗艳，所以香秀这个人物塑造起来难度极大，至少得与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个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别大，我越写越兴奋，越来劲儿。当写到第40集（原52集本）七爷与香秀定情一场时，我真的满意极了，得意极了。 这场戏一写完，我如释重负，终于把最难写最发怵的一场戏，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笔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阵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钻心地痛，好像是肝儿痛。我想站起来活动一下就好了，往起一站，痛得更厉害了，浑身冒冷汗。躺下也许会好点？我用拳头死顶住痛处，挣扎到床边，趴到床上。没用，疼得我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已是疼痛难忍。心想坏了，肯定是哪出了大问题，必须去医院。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我勉强够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打给我常年包车的一位司机师傅，是我当时在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只说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就一撒手，把电话筒扔了。 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的，来了人也进不了门，我靠着墙蹭到门口，打开了门，挣扎着回到床边，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筋疲力尽。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几分钟，小徐师傅来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说去医院。小徐师傅说，去医院可以，可我必须叫人来，郭导，您现在这个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个见证都没有，谁也不愿顶这个雷。可我除了还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无亲人。儿子远在非洲，小徐师傅只好打电话找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剧本顾问，所谓顾问，我专门请了三个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我刚写完的两集剧本，并听我侃下两集的详细内容，然后谈感想，好看不好看？精彩不精彩？有一处一场不好看都不行，第一感觉对我至关重要。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知识见闻广博，笔头儿不灵，却有极高的鉴赏能力。他退休在家，生活较困难，跟着我在摄制组拍过两个戏，也拿一份酬金，闲来无事就聊《大宅门》。特别是对我母亲的态度，我全跟他说了，反复研究过李春秀这条线怎么写。他说没问题，这么写，就是老太太活着也不会反对，会高兴的。从写剧本开始，与王先生每星期天见一次面，已经有十多次了。这几年他和我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师傅第一个想到了他。 不一会儿三个人全来了，一看我的样子，也都感觉问题严重了，商量着送哪个医院，有没有熟人、后门什么的。一见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们正要把我往楼下抬，我忽然摆摆手，叫他们别动。我对王先生说，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书桌前去看，另一个朋友帮我熬了一锅小米粥，我哪里吃得下？当时的状态，咬着牙等死了。王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完剧本走到我跟前说，明白了，宝爷，把这一章删了吧，这是不叫写呀，要不然把整个这条线删了。我也明白了，说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这怎么行？去医院！怎么说他们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吓住了。还是王先生明白，走吧，叫宝爷好好想想。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说随时电话联系，有需要打电话，马上就过来，别锁门。全走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打开橱柜，从相册里取出了我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摆在床头，对着照片我盘腿而坐，用个茶杯死死顶着我的痛处就跟我母亲聊上了，聊到激动处，我愤怒地号叫着。真是不可思议，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号完不久，不疼了。我放下茶杯，摸着刚才的痛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电话响了，是王先生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王先生没听懂，没事了是什么意思？王先生还是没明白。我说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请了出来，我跟我妈聊了会儿天，撒了个娇，老太太饶了我了。王先生说，明白了，呵呵。我把那锅小米粥全吃了，又坐到桌前写到了十二点。从此以后，25年，这样的病痛再没发生过。 每年清明扫墓，我都要与母亲聊上一阵，聊天的第一个内容，固定的是《大宅门》的事儿，向母亲忏悔、认罪，请母亲原谅。于是电视上便有了那副长跪不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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