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草人”[下载]

草业科学家任继周先生99岁了。住在北京北五环一个老旧小区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工作：查看邮件、修订《草业百科全书》的文稿。怕他身体吃不消，保姆每隔一小时就要提醒他休息一会儿。
2022年，他接连得了窒息性哮喘、肺炎。治愈后，记忆力严重衰退，头天晚上计划好的事，第二天早上他就忘了。早几年，他还有力气把报纸放到投影仪上看，现在只能背靠座椅，戴着眼镜，盯着显示屏上“小一”号文字。
害怕与社会脱节，他在2022年年底开了微信公众号，取名“草人说话”。“我现在没法发论文了，但还有很多话想说。”他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任继周是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首位草业科学方面的院士，推动了草原学向草业产业的转变。他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将草原学科从二级学科推动为一级学科。但这些声名只限于草业领域，普通人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最初研究草原，是为了让国人吃上肉、喝上牛奶。
“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生病。不光我身体不好，好多人都面黄肌瘦，吃不好。当时这种情况，要从营养上着想，就是吃肉喝奶。”任继周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肉和奶都是奢侈品，市面上肉的肉质也不好。
为了提高草产量，让牛、羊产好肉、好奶，他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在被应用。他和团队研制出了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让高山上仅有两三寸高的草长到了半米左右，草产量也提高了4倍。他带着团队开展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的试验，成倍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肉和牛奶早已走上人们的餐桌。但任继周又在为人们吃得是否安全忧虑。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他倍感痛心，因为这背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饲喂奶牛的高蛋白优质牧草，因此商家通过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奶粉的蛋白检出量。
在任继周看来，饲料问题不解决，无从谈食物安全、粮食安全。据他预测，中长期内我国的口粮需求量约为2亿吨“食物当量”（将粮、果、菜、牧草、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而家畜饲料需求量为5亿吨。“现在我们粮食不是不够吃，是饲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通过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科学试验，证明了用牧草代粮、实施草地农业是可行的，但限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其中有实际困难，更多的是传统耕地农业中，缺乏对牧草和畜禽的认知”。
近20年时间，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对农业文化和农业伦理学的研究中。在他看来，问题的背后是“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一说粮食安全就种粮食，养猪是为了肥田，养牛是为了耕田，缺乏动物生产的层面”。
“我想着最多活两年了，两年以内要把《农业伦理学概论》赶出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问题，是因为全社会的农业伦理观缺失，而农业伦理学是告诉人们“不仅要知道能做什么，还要知道不能做什么”。
他自称“草人”。“我像草一样，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草是见缝插针，不与人争的。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争。你哪个专业红、热门，我不考虑，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

几乎每个受访的学生，都对任继周的勤奋、惜时、自律印象深刻。一位当过任继周学术秘书的学生说，任继周几乎不参加宴会，也不参加婚礼，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一名学生结婚，他特地去对方家里看了看生活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在候机室、飞机上、火车上以及会议间隙，他都在看书、打字。
他这一辈子都“把时间抓得很紧”。少年时期，他坚持每天写日记，看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学毕业，他去甘肃兰州从事草原研究，一天能走100多里路。有时候一边拄着采集标本的采集杖在马路边上走，一边看书。
“文革”期间，为了挤出时间工作，他发明了“三段式睡眠法”——白天没有时间工作，晚上回家先睡两个小时，每日如此循环。他在卧室、走廊、客厅都摆放了钟表，提醒自己分秒必争。
兰州大学教授林慧龙回忆，给任继周当助手时，把文稿发给任继周审阅，任继周再忙也会回复，有时是凌晨4点，细致到“连标点符号也要改”。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李向林曾在20世纪90年代跟着任继周在南方开展草地农业试验。在他的印象里，任继周不喝酒、不吸烟、不闲聊、不打牌，“没有任何不良爱好”。任继周为数不多的爱好是写诗、看球赛。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继周就逐渐意识到，要解决草原的问题，光在草原上下功夫不行，要把草原的问题放在整个农业系统中考虑。
他刚到甘肃时，牧区比农区富有，人们大口吃肉，竞相“夸富”。1957年年底，他去越南讲学。1959年回国，发现农区穷，牧区更穷，“有羊也不能杀，需要大队批准”。之后几十年，他更是目睹了在工业化进程中，草原退化、家畜吃不饱、牧民生活贫苦的境况。
改革开放后，他提出建立一个生态研究所，“把草和牧加到农业系统，改造农业结构”。但当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中，没人顾得上听他的呼声。
他四处奔走，争取支持，到1981年终于建立了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
不过，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任继周并不灰心。他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要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不要在历史外头，觉得这不合适那不合适。命运这东西实际上是机遇，不能选择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应该找到自己生存的道理，应该找到发展的道路。要稳定，不要东张西望，认准了你就做。”
他等来了草业科学的发展机会。1984年，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草业产业”的概念，并引用任继周的观点，建议将草业发展成一门独立的产业。借着这股势头，任继周搭建起草业科学的框架。
他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草坪学”课程，首开此专业教育的先河。他带领团队，通过混合播种草坪种子，在体育场、学校建起了一块块草坪。后来，他们为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的草坪足球场，作为农业部的礼物，被捐给了第11届亚运会。而此前，这样的草坪需花钱从国外引进。
他的研究从草地农业生态学延伸到农业伦理学和农业文化。他说自己研究了40年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的“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的“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
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90岁的任继周站着讲了一个小时的“农业伦理学”第一课。

如今，任继周还有很多想法，他想写写家庭伦理问题、食物伦理问题以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伦理问题。但身体不允许了，他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担心农业伦理学研究后继无人，他委托学生寻找合适的人才。前两年，一名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系读书的博士向他请教一篇有关草业法的论文，多次跟该博士交流后，他欣喜不已，最终把对方引入农业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得知对方经济情况不好，任继周转给他5万元，让他专心做学问。后来，该博士去了兰州大学教课，任继周反复询问他住宿、办公的条件。“任先生像亲人一样温暖，我心甘情愿搭上一辈子（做农业伦理研究）。”这名博士说。
任继周经常对学生说，要读文学、哲学、历史，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林慧龙觉得，任继周就像他“身边燃烧的一团火”，“他有那种迫切的愿望，推你往前走，你有任何要求，他都愿意为你奔波”。
但回想自己这一生，任继周仍觉得“做得太少太少”。任继周的生日是11月7日，这一天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苏联的国庆日。2022年，孩子们给他过生日，晚饭后，家人都离去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想到在雨花台被枪杀的数十万英魂。“多大的牺牲啊。想到这些人，我心里就难过。”他想到苏联近70年而亡，“一个超级大国竟然活不过我。我这么渺小一个人，一介‘草人’，什么权也没有，居然活到现在。”他眼含泪光，说自己太渺小。“不管权力多大，威势多么厉害，都是暂时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把历史正道的气脉积蓄下来，非常要紧”。
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把权和利忘光，心无旁骛做你的工作。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视作‘他我’，不要总想着我、我、我。要融入大自然，融入社会，不要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范围里头忧愁。”
任继周的院子里有一张圆桌，以前，两个哥哥一家人过来，全家人围聚在一起，十分热闹。后来，家人一个个空了。“我自己也快到‘站’了。”任继周感慨，“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孔子说，三十而立。立是个位子，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人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社会就好了。”他将自己和老伴攒的600多万元捐掉，在6个单位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
他说，一个人最幸福的结局是“路倒”，“工作着工作着就离去了”。
林慧龙记得，许多年前，在参加一次会议的途中，任继周坐在车上，回忆起在河西走廊做科考的经历。他说当时有位老师躺在草地上休息，手里握着粮票，被一个土匪看见，二人厮打起来，土匪把这位老师杀了。
听到这个故事，林慧龙很震惊。但他记得，任继周讲述时很平静。
任继周说，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躺在路边休息过，也没有因为危险踌躇过，他一直往前走，从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