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兰英遇见“喜儿”[下载]

郭兰英，1930年出生，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其代表作品有《我的祖国》《小二黑结婚》《人说山西好风光》《白毛女》《南泥湾》等。

1947年，郭兰英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学习，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郭兰英魂牵梦绕的《白毛女》有时候会演出。在老解放区，郭兰英上课的时间更多，演戏比较少。但凡演出《白毛女》，郭兰英就跟着剧组，一边负责杂务，一边在乐队里顶个数。她回忆说：
我又管服装，又管道具。不过，也没有多少服装。就跟老百姓借，把我们军服给人家穿，老百姓还不干，人家就那么一件衣服，你再拿走了还行？实在话，穿完以后，咱们再把军服拿回来穿在身上，说不定里头就有虱子、虮子了。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只能借。
服装办妥了，我还管打击乐器，还得看戏。
我的表现不错，挺好的。
郭兰英说：“那时候，学会了乐器，拉二胡、板胡。不过，我板胡拉不好，因为那个弦绷得太紧了，不好学。我就拉二胡，打梆子，锣、鼓、镲这都得要会，文工团嘛，缺什么顶什么。”就这样，郭兰英把《白毛女》看会了，每句唱，每句台词，每个动作。她甚至想，如果自己上台演，应该如何。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石家庄解放了。在小李庄扭了一段秧歌之后，郭兰英随军进了城。
在石家庄，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把一台《白毛女》奉献给石家庄市民。
有一次，已经登报做了广告，要演出几场《白毛女》，群众非常期待。临到演出，扮演喜儿的两个演员，王昆和孟于都上不了场。郭兰英回忆说：
本来两个演员倒替着演，结果一个演员病了，王昆吧，怀着（胎）七月，要生孩子了；另外一个演员临时出去没回来。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领导挺着急的。“怎么办？改期吧？”
正在他们研究的时候，我就在外边报告，说：“团长，我愿意演出！”
团长和导演说：“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说：“我在前台搞打击乐，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
在食堂里头弄了个空场，我就给他们演了“北风吹”那一场。一演，一点儿都不错。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真正上了舞台，郭兰英的戏确实非常精彩。可是，到了最后“斗争会”，她的情绪完全不由自己控制，哭得稀里哗啦，演出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她回忆说：
一开“斗争会”，我想起“斗”我师娘的情景。一想到我师娘，我就唱不下去了，就哭啊哭的。乐队有时候拉一下，有时候就停下来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导演着急了，他特别着急，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怎么也演不下去了，哭得怎么也唱不出来了。导演没办法了，指挥合唱队一起唱，斗争黄世仁，含口号，完了，我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趴在桌上还哭，导演过来说：“别哭了，别哭了。”
《白毛女》第一次演出，就闹了这么一场。
虽然还有几句唱没有完成，但是郭兰英演喜儿的潜在能力终于释放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又一个“喜儿”。郭兰英回忆说：
我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也是致命的缺点，就是倔，很倔。有的事情我接受不了的话，绝对不接受，不干。而我好的一点是，特别聪明。第一次演《白毛女》，导演就肯定了，可以演。只是每一次演到“斗争会”，就老想哭。
所以，每次到“斗争会”的时候，大伙儿就启发我，合唱，说：“喜儿，咱们一定要斗争！”很多群众的戏也加进来，这样就好一些。
第一次演出得到了领导的肯定，然后就加上了我，A、B、C三个“喜儿”，我是C。
三个“喜儿”，王昆是A角，孟于是B角，郭兰英是C角。
孟于记得，“一般是今天她演明天我演，重要的演出是王昆去演”。孟于印象中，郭兰英性格开朗，非常好，她不仅能喝酒，爱喝酒，而且还能喝很多。做了C 角，郭兰英也心直口快，开玩笑说：“我原来就是‘头牌’了，为什么演《白毛女》排在老三啊？”
听罢，大伙儿都乐了，因为在革命队伍中，“头牌”早已经不是褒义词了。
演出没有像样的舞台，随便一个广场上，找一个略高出地面的土台子，就可以表演。郭兰英说：“到哪里演出，拿土垫起来半米高的一个舞台，就等于这样跟老百姓近距离地演出，所以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白毛女》演出时间相当长。郭兰英记得：“下部队去演出的时候，从天黑一直演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真是太阳出来的，五个小时嘛。这么长时间，观众都坐在地下不走。”
有一场戏，郭兰英说，起码得演40分钟。这场戏里，“还要生‘小白毛’。山洞里头还要喂奶啊；没有奶，吃雪，把那个雪抓起来，塞到嘴里头，把雪融化了以后喂‘小白毛’”。
革命文艺舞台锤炼了郭兰英，给了郭兰英艺术以新的生命，但是，郭兰英又把传统戏曲基础巧妙地融会在革命舞台上，使之服务于新的歌剧艺术。
郭兰英回忆说：
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能把戏曲的动作用到歌剧里，但是又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是戏曲里边的，目的要做到非常感人。
比如，唱“北风吹，雪花飘”，开门、关门的动作，就把戏曲当中能够用的动作都加到里头。农村的门就这么大，你超过了这个，就假了。
还有戏曲跑圆场。在“逃走”一场戏里，黄世仁和穆仁智追，我就跑圆场。但也不像戏曲里面的圆场，一边害怕，一边看着后面，怕追来，然后往前跑。导演肯定了我，我自己做得也挺舒服，所以就确定下来了。
喜儿被黄世仁侮辱以后，有一场戏叫“黑虎堂”。一开始，导演排的是：出来以后，在那里哭啊，埋怨啊，“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站着唱，唱着唱着“娘生我啊”，我这腿就想跪下来，“生我......一下就跪下去了，“生我养我为什么”，拍着腿就在那里哭。整个乐队拖得也太长，然后，“这，这”，又自然而然地站起来，“这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这叫我怎么......”一跺脚这个动作，原来是没有的，这都是戏曲的动作，我拿到这儿。
就这一跪，给人印象深刻。大家把这些手法归纳为郭兰英舞台艺术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孟于回忆说：“郭兰英同志在演出当中，她有创造。她不一定按导演要求的做，她到台上能够自由发挥。特别是《白毛女》第二幕，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出来以后，我们都没有跪在地上唱的，她那天唱这一段的时候，唱到最后‘爹啊，娘啊’，就一下子跪在了台上。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但被她带进了戏里。后来导演也同意了。”
虽说是三个人演，但“喜儿”只能是一个。在贺敬之看来，三个演员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都身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内容第一，认真塑造形象，不是演自己。
虽说是一个“喜儿”，但表演又有不同。贺敏之说，郭兰英很自然地运用了戏曲的表演程式，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如果完全像最早排《白毛女》一样，彻底恢复旧戏中花旦的表演，那绝对没有郭兰英。贺敬之说：
郭兰英给我第一个艺术印象，就是演到“黑虎堂”，出来唱“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声音高亢，充满了感情和激情。演到这里，她突然跪下了。这是原来没有的，延安时期演出没有，后来王昆演出也没有这个。这就是郭兰英自己的风格。
另外，作为艺术家，她充满激情，非常动人。她的唱腔、发声、声音表情，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风格。除去她聪明，肯学习，以及过去戏曲的功底外，就是她一直追求革命，是有革命情绪、革命热情的。她没有走邪路、弯路，是名副其实的新歌剧艺术家。要演革命的艺术，必须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舒强在延安就开始执导《白毛女》，这时又是文工团团长、导演。面对新人郭兰英，如何把这个“喜儿”打造好，舒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舒强在重庆搞过话剧，还钻研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他和郭兰英是两种舞台呈现的思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基础是强调“体验派”：“要学习、观察、倾听、热爱生活。”演出应该深入研究人物形象的生活逻辑。而郭兰英所受的戏剧教育中，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即程式化的一套。那一个时代的革命者，不少人还没有细细研究传统戏曲的美妙，首先是扬弃其视觉上较为陈腐的一部分。
在扬弃和吸收之间，郭兰英自如运用程式化和舒强的“斯坦尼”一结合，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喜儿”！郭兰英说；“舒强同志对我帮助太大了，他强调从人物出发，说‘你不要演戏’。”本来就是演戏，为什么又说“不要演戏”呢？这就是“斯坦尼”理论。舒强启发郭兰英“创造人物”。郭兰英回忆说：
我从舒强那儿有一个最大的体会，演戏要从人物内在灵魂出发。他说，是你演人物，你就要把那个真实的形象演出来。我跟他说：“舒强同志，是不是从人的灵魂出发？”他说：“好，好。你自己演唱要从内在心灵出发，这就对了。”
舒强用“斯坦尼”理论来说服郭兰英，要求从“喜儿”这个人物的感情出发，不能是郭兰英本人，如果演郭兰英，永远演不好。他说：“你就把郭兰英当成当时的喜儿，你怎么处理，这不就很具体了么？”郭兰英这下明白导演的要求了，她说：
整个《白毛女》，喜儿一开始是17岁的小姑娘。到了地主家里头，又高了一层，年岁又长了，我把她处理得大了两岁，更成熟些。成天地挨骂挨打，就逐渐成熟了。
最后，逃出黄家，在山洞里，就已经是什么都懂的中年人了。想到这些，在表演处理上，再往里头一点一点深入。根据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声音修理一下。
舒强同志老说：“你自己体会，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怎么样来演这个角色？”听他讲课，听他在排演场上给你分析，特别有收获。
上了舞台，脑子里头整个思维就投入到这个人物当中了，我就是这个人物，不是郭兰英。如果一上去，让观众都喜欢我郭兰英唱，完蛋，肯定就完蛋！
郭兰英至今都觉得她不能把舒强的分析说清楚，但她可以体会到，能够感悟到导演的意图。一举一动，都根据人物心得来表演。比如《白毛女》“跪”的动作，郭兰英事先不仅没有设计，也没有想过。她说：“确实是感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自然而然地就跪下去了。”
笔者：提前没想过？
郭兰英：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想，就是那次进入角色，不是第一次演，演了好多场了。原来都没有跪。
笔者：大家都觉得震动很大？
郭兰英：跪下去唱完以后，噢，知道了，我怎么跪下去了？后来自然而然地边唱“这叫我怎么......边往起来站；起来了，继续唱：“......活？”
笔者：自然而然地起来了，不露痕迹？
郭兰英：嗯，很自然。唱“娘生我，爹养我”跪下，因为拖得很长，很适合当时喜儿的状况和环境，还有心里头的矛盾状态。你说跪下去了怎么起来？这个时候我倒没怎么想怎么起来，也是很自然地就起来了。“这，这，这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然后，唱“这叫我......”一下站起来了，“......怎么活”，趴到桌子上。
郭兰英提心吊胆从台上下来，以为团长、导演舒强要批评她，骂她：“你怎么就跪下去了呢？”结果，舒强说：“好！好！处理得非常好！”
为什么好？就是两种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创造了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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