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毕师1[推荐]

高致贤
1956年初秋，我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小学升初中、初专考试，语文几乎考满分，算术也考了90多分的成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
我本想报考卫校当医生，可当年尚无初级卫校招生，毕节师范学校是毕节地区唯一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就只填报毕师这个志愿。
为什么不报普通中学的志愿？耕读为本的家教，使我认为当医生为病人解除疾苦，当教师给人传授知识，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官遭人恨，怕读普通中学被分去当官。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家里穷，交不起书学费和生活费。
当时哥哥们都分家了，只有我和15岁的致仙妹妹与父母同住。当年父亲63岁，母亲57岁，已丧失农业生产劳动力了。小妹只属辅助劳动力，而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无偿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分红了，仅凭劳动中评工记分的工分去分粮维生。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全劳动力一走，生活就失去了来源，家中生活仅靠父亲在乡中西医联合诊所的微薄收入和哥嫂们的孝敬，哪里还有钱来抚我读普通中学呢？
当年考取学校不发通知，而是发榜公布。一张油印榜贴到各乡政府大门外，我和刘祖裕都榜上有名。看到出榜之时，去不去读？我也犹豫过，但在我去显母民校旁听之前的一件事激发了我：我到一个叫麻弯弯的地方去翻地。地分两个弯子，我们4人分工，我犁小的一弯，另外三人翻犁大的一弯，我加快犁完便先放牛，生产队长一见就批评我偷懒，我便骂他瞎了眼睛，与他吵了一架说：你看老子是靠给你犁土来吃饭的那种人吗？夸下“不跳农门誓不为人”的海口。如果不去，反而被他笑话。
再说，录取榜文已向全地区公布，虽然榜上没贴“金”，但我是我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登上升学榜的人，亲朋好友们无不纷纷表示祝贺，让我也享受着“金榜题名”的荣誉感，不去就扫了亲朋好友们的兴。
更重要的是：读师范学校的书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获得衣物和学习用具等的补助。
家中备不起行李，我就买来宽幅大格花布作垫单，缝个花布口袋装荞壳做枕头，自采蒲草露晒干后自编一床蒲草席，买个小砂锅作脸盆，这就是我读初师的全部行李。背到学校与刘祖裕共睡一床，用他在贵阳打工时盖的旧被子，我们两个就一直睡到1958年7月份，因反右后教师奇缺，全校中师、初师二年级的学生都提前一年配工作。他分到水城县，我分回大方县。因为铺垫单的时间很少，毕业后我的垫单、枕头和蒲草席背回家中继续用。
毕师是当时毕节专区唯有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办在我们大方县的羊场坝。那里原是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蒋介石曾到那里视察三日，我国自己组装飞机的首台发动机就产生在羊场坝。厂区内的“洋房子”很多，解放前那里称为“新贵阳”。1949年“航发厂”部分迁往台湾，部分迁往成都。解放后毕节地区行署就利用那厂房来办师范学校。
按通知开学报到之日，我背上前述的简单行李，与刘祖裕一起一大早出发，步行近百里，赶到学校时才14点过钟，凭乡政府的一张白纸介绍信报到。当时尚无户籍迁移，更无口粮迁移，填好学校的各种表格上交，就算注册完毕，成了正式师范生，就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了。
当年毕节专区9个县（现在的7县1市加后来划归六盘水市的水城县）招6个初一班，我们大方和纳雍两县的学生分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魏家猷；第4班是少数民族班，第6班是备取生班。另外还招有速师、短师、简师和中师班，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多人。那是解放后毕节地区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专业学校。校风很严，学校规定：除了校长、主任外，对上课的称呼老师，对行政人员称先生，对工人称工友。学生在校区外见到老师要行鞠躬礼，上课时师生一起脱帽。
教师多从旧社会的职员过来，文化素质较高。教导主任宋子宽是大定县的伪教育科长；上中三文学的杨杰是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后，都当大学老师了！
我们上的是普通初中课本，汉语和文学分开。汉语教学拼音字母、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法；文学多为古文，只讲阅读。汉语是一门新学科，学习最难，第一次学习“洋文”——拼音字母，学生们兴趣很浓，纷纷请老师用拼音写自己的名字于课本封面上。其余课程多是复习小学讲过的内容。
生活费、书学费全免，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平均每天2角钱，一日三餐：早餐蛋花稀饭下油炸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饭不定量，菜多荤菜，不加也够吃。只是学习军队生活方式，学生舀好饭后，还需等到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吹叫笛才统一开始吃饭，所以，添饭时，甑子边很挤。
听老生们说：此前的伙食费用不完，学生不吃剩饭菜，当时没吃完的饭菜就喂猪，或送给附小的学生食堂，用不完的伙食费就买雨伞，衣裤等发给学生。食堂外有个洗碗槽，一天的洗碗水可以熬出几斤熟猪油。“三反五反”时反了一下，才不敢浪费了。但对困难学生还可发衣物补助。到初二上时，我因只有一条裤子，没有换洗的，常是夜间洗裤白天穿，学校便评发给我一条新裤子和一些作业本。
读到初二上学期，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揭发、批判、斗争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能参加老师们的整风反右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为解决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买不用购粮指标的碎米，后来买不要购粮指标的红薯或组织学生采蕨菜当饭……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
初二上，全校实行半工半读，因为有资格上课的老师少了，上不过来；那些划为“右派”还允许上课的老师来上课呢？班长不喊“起立”，老师不敢管学生，有的学生还在虚掩的门头上放垃圾或污水，待老师推门进教室上课时，泼得一身污水或垃圾，他们还在教室里喊侮辱老师的口号，以此表示他们的“革命觉悟”，那就根本上不成课了！教室里很少有老师来上课了。我们便分成几人一组进行教学实习，即由学生各自备课，在室外找块小草坪，挂块小黑板，学生轮流当教师，一人讲课，大家听评，帮助修改教案。初二下学期就完全停止上正课，均由学生进行前述的形式进行教学实习了。
我们初二“毕业”前夕，毕师反右结束。把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开会，由毕节地区公安处在大会上公开逮捕宋子宽等15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宣布3名劳动教养。次日，又由毕节地区公安处到毕师来将校医李半鲁逮捕，听说他是国民党带军衔的医官。毕师接收的旧职员多，有师级、县级的旧军官、旧科长等全成右派。旧军官杨杰的语文课讲得很好，一位崇拜他的中三学生也被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分配工作。
教导主任宋子宽打成右派被逮捕，校长陈致平调地区教育局任职，来了个军队转业的石殿相校长。为弥补反右之后教师的大缺额，尚有一年才能毕业的我们，提前于1958年7月，尚未拿到毕业证就分配工作了。
这样，我好容易才得到的两年正规学生生涯结束了，实际只读了一年书，初中课程刚接触到，化学等课文还没有见到就匆匆结束了我的初师学业。
2024.5.27。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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