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植树造林情结[下载]

植树造林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活动，不仅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还寄托着人们的精神追求。黄帝陵前，5000多年的手植柏依然苍劲如虬；王屋山麓，老子种下的银杏树犹自叶茂枝繁……

早在先秦时期，官府就配备了林木管理人员，称为“山虞”。《周礼》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的法律法规，在林木种植、砍伐等方面有决策权。此外还设有林衡一职，“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逸周书》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春季实行山禁是为了确保林木拥有一段不受侵扰的自然生长期。《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毁林伐木是犯罪行为。到了宋代，相关法律更严谨，条文更翔实，民众砍伐桑树、枣树作为柴火使用的，“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旱涝之地不任稼穑者，种枣则任矣。”在贫瘠地上种植枣树，灾年可以用果代粮。元代王祯在《农书》中提出“木奴千，无凶年”的理念，大量种树不仅能应对饥荒，还可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唐代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他强调“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

东汉茨充任桂阳太守时，教百姓种植树木，“数年之间，大赖其利”，使荆南之地“桑麻翳野”。西晋潘岳任河阳令时广植桃李，赢得当地百姓传唱“河阳一县花，尽是潘岳栽”。南北朝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将易损土台路标改为道植国槐，开创“一里一树”的官道绿化先河，其法在全国推行后，槐荫夹道成为驿路的标志性景观。清代左宗棠西征时，命将士“新栽杨柳三千里”，留下左公柳的佳话。

东晋陶渊明在宅边植下五棵柳树，自称“五柳先生”。他写下“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等诗句和《五柳先生传》。杜甫在成都期间“不问绿李与黄梅”，不仅四处求苗植树，还因春风相欺，“夜来吹折数枝花”而懊恼。柳宗元被贬柳州时，在城郊“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唐代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带着僮仆“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除了种果树改善民生外，还栽植松树和柳树以寄情：“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种尚忘疲。”在杭州任职时他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把西湖整治得山清水秀。调任苏州时，他带领百姓“凿渠以通南北而达于运河”，在塘堤种植桃李莲荷数千，使七里山塘成为“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的繁华胜境。其官舍所植桧树被后人称为“白公桧”。

宋人将植树技艺升华为生活艺术。欧阳修在滁州时于官衙遍植花木，“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其手植欧梅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仍在醉翁亭畔暗香浮动。苏轼在凤翔府引泉筑湖，植柳三千，时隔近千载，东湖岸边的“东坡植柳处”碑依然默诉着“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的匠人精神。他在杭州浚湖筑堤，“植芙蓉、杨柳其上”，将水利工程打造成秀美的自然景观。他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植下两棵槐树，寄托妻子离世的哀痛。如今，千年古木的年轮里藏着“明月夜，短松冈”的绵绵追思。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将庭院经营成“一水护田将绿绕”的生态画卷。

在明代文征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紫藤、梧桐树与建筑相映成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设“种植部”，讨论花木搭配章法。就连看似随意的插柳习俗，在周密的《武林旧事》里也变成了风雅之事，清明时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

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老鹳窝凝聚着乡愁，绍兴禹陵的桧柏依礼制排列如朝班肃立，边塞榆柳成阵……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当我们漫步在西湖苏堤的柳浪间，仰望嵩阳书院4500余岁的将军柏，抚摸凤翔东湖的东坡柳碑，仿佛能触到文明传承的绿色脉络。从“木奴千”到“左公柳”，从“十年树木”到“前人栽树”，植树造林的传统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引领着后世以绿色画笔，在山川湖海间勾勒生态文明的新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