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纽约新出台马车禁令，原从业者如何安置？[原创]

金仲兵：纽约新出台马车禁令，原从业者如何安置？

作者：金仲兵

一、纽约马车禁令：技术与业态迭代的现实样本

纽约市议会于2026年10月22日表决通过马车行业禁令，规定自2028年6月起，全面禁止马车在城市街道与中央公园运营，延续百余年的城市观光马车业态，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法案并非简单一纸禁令，同时要求市政府在2027年4月之前出台完整的行业转业方案，涵盖从业者职业培训、就业安置、经营者经济补偿以及退役马匹安置等一揽子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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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立法的直接导火索，是2026年6月一名印度游客乘坐马车时，因马匹受惊坠落身亡的安全事故，但法案出台之后争议不断：纽约市长公开支持新规，而美国总统、马车从业者工会明确表示反对。工会甚至表态，法案落地之后将提起司法诉讼阻止实施。

这则事例，具备极强的即视感与新闻价值，也为我们思考技术迭代、旧业态消亡之后劳动者如何平稳过渡，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现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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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镜鉴：西方国家业态更迭中的劳动者安置实践

回望工业革命后期，汽车逐步兴起并大规模替代马车，英法德美等老牌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传统马车业态消亡的社会阵痛，也积累了技术迭代背景下劳动者安置的经验与教训。

1、1865年，英国出台《机动车法案》（红旗法案），马车从业者出于失业恐慌强力游说，法案严苛限制机动车行驶速度，要求机动车前方必须有专人持红旗步行引导，以此变相保护马车行业。另一面，该法规存续30年，严重拖累本国汽车工业发展，最终在1896年被废除。

保护期如此之久，法案废除后，马车行业的残留部分加速衰落，伦敦仍有多达十余万从事养马、赶车、马厩服务的从业者面临失业。好在部分熟悉城市路况的马车夫，依托政府短期培训转型为早期出租车司机、铁路调度人员；而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弱的群体只能转入底层体力岗位，国家并未建立统一补偿兜底机制，不少人陷入贫困。

“温室理论”认为，如果保护一直存在，旧业态和从业者也会一直坚持下去。英国的30年方案跨越一、两代人，但仍难免冲击最后一批“留守者”——所有转型都会附带阵痛，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冲击降至最低，已足够妥善，足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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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国在轨道交通电子车票普及阶段，没有一刀切裁撤全部人工售票岗位。德国铁路兼顾老人、残障群体的服务需求，保留部分人工售票窗口；针对岗位缩减的员工，依托劳资协议开展企业内部转岗、提前退休，企业承担主要培训成本，政府配套财政补贴，尽量把就业矛盾消化在企业内部，避免劳动者直接被推向社会，这套"岗位保留+再培训+财政补贴"成为缓和就业冲击的经典案例。

3、20世纪初，美国经历马车向汽车的产业更替，部分地方政府对马厩、马车作坊经营者发放小额转型补贴，扶持其转向汽修、出租汽车业务，但仅限于地方零散政策，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制度，劳动者转型大多依靠个人自救。相较英德模式，从业者转型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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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纽约马车禁令，只针对马车旅游行业，而非对百年汽车发展的历史倒退。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利益搏弈，说明一种公开透明的公共决策和以民为本的议事机制，对普通从业者而言是多么重要。

4、以上史实证明了作者的一贯观点：所有技术进步的目的和手段，只负责提升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并降低运行成本，不会自动把旧岗位劳动者输送到新岗位，也不会自动分配新技术垄断造成的财富分配失衡（科技霸权），仍需要人为设计过渡制度、新的生产关系以及财富分配机制，来分摊业态变革带来的社会代价，并重新承续文明进步。

破与立，死与生，前者容易，后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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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对照：国内电商浪潮下的就业缓冲机制缺位

对照海外历史实践，可以反观我国电商崛起过程中暴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电商极大提升商品流通效率、降低消费成本，但也对线下实体门店、县域批发市场形成巨大冲击。

传统线下商贸吸纳大量中年、低技能本地劳动者，导购、店员、批发市场务工人员构成庞大就业群体。电商重构流通链条后，大量实体商铺关停，原有岗位快速消失。电商衍生的快递、外卖等岗位多属于灵活就业，在岗位稳定性、劳动保障层面，难以完全弥补实体行业消失带来的就业缺口。

在这一轮数字化转型当中，社会更多关注产业效率提升和消费红利释放，缺少针对线下失业群体的系统性转岗培训、专项补贴和社会保障托底。被行业淘汰的从业者大多只能自主谋生，出现收入下滑、就业不稳定的社会性难题。这段历史，也为即将到来的AI技术浪潮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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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I时代：提前构建多层次就业风险缓冲体系

1、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已经是大势所趋，自动化与大模型将会持续替代大量传统工作岗位。我国现有3.2亿以上灵活就业人员，每年还有数千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叠加城乡大量闲散劳动力，如果缺少前置制度安排，当AI带来的岗位替代效应集中释放，就有可能催生新型流民群体，加重社会结构性压力。

2、借鉴国外业态更迭的治理经验，应当提前搭建全周期、多层次的社会缓冲方案。

第一，夯实全覆盖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筑牢失业、医疗、养老的基础安全底线；

第二，建立动态的政策性补贴，对受AI冲击严重的行业、企业和劳动者，发放培训补贴、阶段性生活补助；

第三，适度保留部分人工岗位，公共服务领域不必一味追求极致自动化，兼顾特殊群体服务需求，同时承接部分受冲击的劳动者；

第四，由政府推行普惠职业转岗培训，帮助劳动者完成技能迭代，适配AI时代的新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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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思辨：自由市场与政府调节的互补价值

1、上述治理思路，本质上是对哈耶克自由市场理论与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的综合运用，二者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中缺一不可。

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肯定市场竞争、资本创新对经济效率的推动作用，技术迭代正是市场活力的重要表现；但市场自发运行同样存在失灵，技术进步的社会成本，不应当全部由普通劳动者独自承担，这正是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的现实意义。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福利、发放补贴、开展公共培训完成适度干预。

追求效率与维护公平不是二选一的命题。既要依靠市场释放AI、数字技术的生产力红利，也要依托公共调节守护劳动者基本尊严，平衡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权益，最终让社会价值实现正向流通，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2、现实中，仍需防止一种哈、凯之外的新型剩余价值榨取机制。

一般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建立在原始资本主义环境下，与市场配套的法治尚未出现，属于自然丛林语境。尽管如此，已被马及后世拥趸痛批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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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可怕的何止于此：如果原始市场基础上，有国家行政力量加持，对市场、资源、财富、分配进一步扭曲，那第对不止是劳工而是全社会剩余价值的榨取，即更上层楼。至于处于资本与权力结合体之下的劳工阶层，即更无还手之力。

此情此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从本次纽约旅游马车事件到历史上的多次劳工职业转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正反案例，同时也为破解“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解药。

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