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新民”的活泼之路[下载]

“游泳一关最难过。”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写自己为了毕业只得“舍命一试”，“脚踏池边猛向池心一扑”，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只得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连爬带泳”最后总算勉强过关。吴宓则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留在校半年，通过后才放他留学。梁思成善于爬绳，曾获得全校跳高冠军。
一个世纪以来，历届清华学子都从运动中受益，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位体育老师——马约翰，清华体育的奠基人之一。

马约翰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让近代中国社会接受体育乃“教育之王”，他竭力在文化革新、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中植入一条“体育新民”的活泼之路。“普通人多以为体育只是踢球赛跑，平常说教育救国，而体育不在内，这都不对。体育实在是教育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他勉强学生积极投身体育锻炼、着力培养团队道德，“有奋斗到底的精神，为社会服务，提高国家地位”，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能奋斗，有牺牲精神”。
1882年，马约翰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他家境贫苦，13岁才进学堂念书。1904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7年改成大学）。
入校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公共田径运动会上获得一英里赛跑第一名。起跑线上参赛者达63人之多，“其中有4个日本人和若干欧洲人”，现场有300多名在沪日本人观赛，冲刺阶段“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当我越过那几个日本人时，那些日本观众的喊叫声戛然而止，并发出刺耳的尖叫。”获胜后，他被高高抬起，绕场而行。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国际竞赛对民族精神的激发。多年后，他写道：“在体育运动中，一个球队队员常常会感到球队比自己更重要。”这种“忠实”从校内对抗逐步升级到校际、国际时，运动员的“诚实和自我牺牲的品格”可以不断“迁移”——忠于集体、忠于学校、忠于祖国。
马约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理科，大学最后一年，他专攻医科。他在此时已经找到了体育科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并在知识上做了相应的储备。
“夫过去之中国，病国也，今亦依然，盖其人大抵有病，智识阶级尤多病，或病消沉，或病躁急，或不耐劳苦，或直不堪思索。如此之人，而与国际竞争，可危甚矣！”《大公报》一篇评论中的这段话令他深以为然，他从运动中获益太多，希望能通过体育改善国人体质、塑造国民精神。
他很喜欢学校、喜欢年轻人，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有体育观念。“传统的观念认为，子女的孝顺，就是要表现出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而想要避免身体受伤害，就要少做紧张的体育活动。所以，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一般总可以用下面几个字眼来表达：文雅、平和、保守、沉默和怯懦。由此可以想象，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如何去唤起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呢？任何对体育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粗鲁、有失文雅和野蛮。”
之前，他也找不到一所需要体育教师的学校。“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窃贼才需要跑得快和跳得高，以逃避追捕。到学校来学习，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文雅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粗鲁的窃贼。”

马约翰是清华体育部第三任主任，也是做得最久的。
通过体育运动培养青年人的道德品格，是他一生钟爱的工作。
过去，清华学生有个说法：“一年买蜡烛，二年配眼镜，三年买痰盂。”意思是熄灯后秉烛苦读，很快就会近视，而由于营养运动少，得病的学生也很多。
马约翰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健康档案，与校医配合，通过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新生初来，即授以应如何睡、吃、沐浴，及行坐姿态，并逐步做各种运动，令学生知道如何当心自己”，经过几年训练后，学生出校时均知道“如何维护身体，如何努力奋斗”。
他知道在这里念书的都是顶聪明的孩子，那时候每年要送100个学生赴美留学，他叮嘱他们：“你们将来出国，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你们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儿，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能玩什么。”他对小伙子们说，“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当时的清华留美学生在体育上实力惊人，1927届毕业生张报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皮巴蒂师范学院赢得了50米自由泳第一名和网球男子单打冠军，1929年他又拿下威斯康星大学外国学生网球赛男单冠军，并和另一个逐个同学配合，赢得男双桂冠。报纸称他为“远东来的黑马”。“学校把我们的名字和国籍刻在胜利者的大银盾上，悬之高壁。这也可以说是为祖国争了一点光吧。”

马约翰育有四儿四女，次子马启伟在运动上极有天赋，从小沿着父亲设计的科学途径训练，游泳、冰球、网球、田径、足球无不擅长。
抗战期间，马启伟曾连续3年夺得全国网球比赛冠军。他是新中国第一支国家女排的主教练、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示范模特。
马约翰希望他学成后去中学做体育推广，“中学阶段是青年长体格的时期，体育锻炼效果好，你到中学去。这样你在中学搞，我在大学搞，我们就可以串起来，真正地把中国体育事业搞起来”。
在马约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育实践中，他的眼光始终超越胜负，锁定在“通过运动进行道德教育，通过比赛建立性格”的教育目标上。他说，多年以来学校开展运动的方法一直是错误的。为运动会训练一支代表队无疑是有效的，但在马约翰看来，这种方式无法释放体育的内在价值。“如果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对社会有利的道德和性格，必然会产生粗暴和自私的人。”
马启伟生前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特别写到马约翰对“公平竞赛”更高层次的认识。他在念大学时拿网球公开赛冠军，除了在比赛中获胜，还要另外接受两三个挑战者的“单挑”。马约翰要求儿子必须让挑战者来挑比赛时间和地点，他向儿子解释说，除去双方在同等规则和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赛之外，公平竞赛还应该在“双方充分发挥最高水平”的情况下进行对抗，“只有这样的比赛才是最公平的比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民国时期的体育竞赛氛围并不理想，“足球流氓”的行为在民间盛行，以至于有些比赛裁判需要自备防身武器，学校间对阵也常有打架闹事的情况。
马约翰主张对体育活动施以“良好管理”，他的构想包括从国家层面设定体育总纲领，为体育教育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他引用了威廉姆斯在《体育的组织和管理》一书中的阐述：“体育的目标应当是给每个人提供一种机会，使他的行为对体格有益，在心理上可以给人鼓舞和满足，在社会上是高尚的。”
马约翰曾在北平以此目标为根基，请来北大、燕大、北师大、辅仁、清华五校的体育老师，成立体育会，围绕着“身体和教育”制定比赛计划。“体育教师教育学生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学生人格，训练代表队提高运动成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讲究体育道德。”
他在年轻体育教师中也极有威望。他教导他们体育是门科学，做个体育教师并不简单，“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迷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很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很好的体育风尚”。

80多岁时，马约翰仍然出任新中国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被毛主席称赞为“新中国最健康的人”。
无论哪个年代的学生回忆起他，都记得他那一身经典装束：白衬衫、过膝短西裤、长筒白线袜、黄皮鞋，打着领结站在体育场上，冬天也不过单衣单裤加一件粗花呢西装而已。
很多清华男生都学他只穿单衣单裤，“马约翰式”洗澡法至今被同学们效法——“用温水冲洗3分钟，把汗冲掉，然后打肥皂，再用烫水洗4分钟，最后用冷水冲几秒，大毛巾擦干。美极了！”
睡觉前一刻钟，刷牙洗脸之后，马约翰还有一个特殊程序——“洗眼睛”，意思是对着窗外深呼吸，关上窗之后，什么也不看，安然入眠。
“爱国就是爱人民，就是人人相爱。”马约翰将忠诚和热爱的运动家的美好人格从赛场迁移到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古生物学家郝诒纯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是年秋天，去往昆明的陆路已经被阻断，她和一些同学只能从天津走水路南行，在海轮上遇到马约翰先生的夫人和几位子女，马夫人对流亡学生十分关顾。他们一行到香港后，前来接亲属的马约翰带着这批学生一路辗转，最终平安抵达昆明。“马先生教过我体育课，几十年来我无论遇到成功的喜悦，还是受挫折的沮丧，都会记起马先生时常教导我们的：运动员要有大将风度，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够进步。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昆明。马约翰失去了自己心爱的长子马启华。艰难时日，他仍然高举体育的力量，想尽办法筹办全市运动会、中美田径对抗赛等大型运动会鼓舞民心，还为流落后方的难民举办义赛，为他们筹集返乡款项。
马约翰自己也常受益于运动带来的警觉机敏。自行车是他钟爱一生的交通工具，80岁时还笑言要跟清华自行车校队一比高下。在昆明时他曾在两辆失控的马车夹击下跳下自行车脱险。晚年他骑车摔倒，普通老人可能会骨折，但他咕噜噜滚了几下，爬起来，毫发无伤，又骑着自行车走了。
“我自己好比一块被激流冲击的鹅卵石，逐渐被卷入越来越深的水中，时而暂且停留在巨砾旁边，经常去撞击那可怕的礁石；不时地又在松软的沙床上滑动。”在论文里，马约翰曾用一段动情的文字表达自己捍卫体育教育价值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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