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万聋人里出了一个叫谭婷的律师[下载]

谭婷原本想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但2017年大学毕业时，她没有找到相关工作。巧合的是，这一年，律师唐帅面向各大高校发布了专门“招聘聋人”的启事。谭婷和另外4个聋人本科毕业生，被唐帅选进了律所。那时，谭婷从新闻里知道，唐帅是那个可以帮聋人打官司的“中国首位手语律师”。但她不知道的是，唐帅对这5个入选者有着“前无古人”的要求——成为律师。这是唐帅谋划已久的“聋人律师计划”。
对于听人（听力正常的人）来说，法律是维权的武器，但对于聋人，很多时候法律还很遥远。“全国现在没有一所高校招收聋人大学生学法律，健全人没有对聋人社会的相关人才输送，聋人也没有培养相关的职业人才，这就导致针对聋人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唐帅认为聋人律师能成为打通聋人与社会生活之间障碍的“中间人”。这也是他创立“聋人律师计划”的初衷。
“虽然你听不见，但因为你是后天失聪，你还可以说话。”谭婷的高中班主任认为她是“站在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中间的那个人”。事实上，这也是她被录取的重要原因。
“和我沟通时，你要多说。”唐帅希望谭婷能恢复说话的能力——8岁失聪后，谭婷很少再开口说话，声带慢慢退化，这使得她每说一个字都要很用力。
不仅如此，她还要面对各种质疑。“聋人可以做律师吗？”“聋人律师怎么去开庭辩护？”谭婷也在想：“是啊，我听不见，怎么开庭呢？”当真正进入聋人世界的法律“洼地”后，她发现，这里迫切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个可以给聋人开庭辩护的律师。
谭婷发现聋人群体里有很多人不识字，且只会“自然手语（不遵循有声语言的语法，而是通过手势、表情的变化来传达意思的语言，相当于手语方言）”。他们看不懂电视新闻的字幕，也看不懂屏幕右下角方框里的“汉语手语（严格遵循汉语表达的语序，相当于手语普通话）”。
聋人所面临的法律鸿沟更超乎她的想象。一个聋人女孩的妈妈找到唐帅，这个女孩因涉嫌盗窃罪被起诉。接了案子，调取证据材料后，唐帅看到上面写着：我承认，我盗窃了。但在重看审讯的同步录音录像时，唐帅看到这个女孩用手语比画的却是：我没偷，我绝对没偷。
由于司法机关聘请的手语翻译使用的都是“汉语手语”，在与使用“自然手语”的聋人的“对话”中，双方常常是“鸡同鸭讲”。很多时候，聋人刑事案件最终的审判者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而是手语翻译。

刚开始给聋人做咨询时，很多法律问题让谭婷手足无措。有一次，她被问题急哭了，躲进律所一个没人的隔间里。那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看见无数只眼眸将祈求的目光投向我，而我却是那么的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原来，这种感觉比我自己行走在艰难困苦面前更难受......”
“好好地学点法律知识！”她对自己说。通过司法考试，是她迈过法律专业门槛的第一个台阶，她考了3年。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
其他的小伙伴陆续离开了，谭婷非常迷茫。她能坚持每天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10点，能在连搞懂“法人”这个最基本的用语都需要几天时间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可她和唐帅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考过，以及她究竟能不能坚持到考过的那一天。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来了。2020年，母亲患癌住院，谭婷要放弃第三次司法考试去照顾母亲。这对唐帅而言像晴天霹雳，“聋人律师计划”可能搁浅。彼时，他招了30多个聋人大学毕业生，最终留下来的只有2人。
唐帅也迷茫。他不知道“聋人律师计划”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但他又觉得非如此不可。每年，唐帅所在的律所都要接手上百件聋人的案子，以及不计其数的法律咨询。
为了让谭婷继续考试，他想了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给谭婷的妈妈捐款，解决她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一起在律所上班的谭婷的丈夫给她更多的照顾和开导，多给她制造一点浪漫；给谭婷“灌鸡汤”；甚至有几次谭婷哭着来找他的时候，还没进门，他就把她“骂”了回去。

“用我妈的话来说，我就是一头驴子。”埋着头使劲走路，是谭婷迷茫时寻找出路的唯一办法。失聪后的20年，“驴子精神”确实带着她走出了低谷。
8岁那年，在大凉山上小学二年级的谭婷，在用银针治疗中耳炎的过程中，听力一截一截地消失。父母送她回学校上学，但学校不收聋人，他们那时也不知道有特殊学校招收聋人学生。听不到又辍学的5年里，谭婷的世界变成了“孤岛”。她把家里的新华字典找出来，一页一页地认字。但因为词汇基础有限，很多字词的解释她也看不懂，甚至把字学错了，很长时间里，她都把“原谅”写成“原惊”。
谭婷13岁时，父母听说有可以让聋人上学的特殊学校。于是，谭婷去西昌特殊教育学校继续学习。这成了她唯一能抓住的从“孤岛”再次接入这个世界的方式，但谭婷仍悬着心。那时学校刚建不久，只有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她担心自己后面还是没学上。六年级时，谭婷转到乐山特殊教育学校，看到那里有高中后，她才“放心”。而事实上，还没到高中，谭婷身边大部分的聋人同学就离开了学校。
读到高中，整个年级包括谭婷在内只剩下4个学生。跟那些希望女儿早早嫁人的父母不一样，谭婷上初中时，父亲就对她说，要学会独立。没读过书的母亲也有自己的主见，当周围的人都认为女孩结婚彩礼越高越代表女孩优秀时，她说：“又不是卖女儿，只要她过得幸福就好。”她告诉谭婷：“努力考大学。”
2013年，谭婷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是高中那仅剩的4个聋人学生里唯一考上本科的。但这并没有让她获得旁人想象中的那种幸福感，她觉得那是许多的苦和心酸换来的，更何况，没人能知道她的未来会怎么样。
学习仍是她紧紧抓着的稻草，“我知道学习可能不会把你带到人生的巅峰，但是它可以确保你不会跌落低谷。”慢慢地，那个埋头走路寻找曙光的“驴子”的身上开始有了光亮。2020年年底，谭婷成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国内首位聋人准律师”。
谭婷“破圈”后，唐帅认为谭婷通过司法考试是一个“奇迹”。他希望这个奇迹能得到重视，但又不想让人们囿于它，不要将其归于一个短暂的“励志故事”。他想让这个结果成为一颗“原子弹”，倒逼社会改变认知——聋人可以学法，也可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去。因为中国2000多万聋人群体的法律需求不可能是一个或两个人，它需要一个“体系”。聋人需要“破圈”才能融入，否则只能一直困在自己的闭环里。
现在的谭婷正为此而努力，她每天忙于聋人的法律咨询和普法，在自己录制的一段手语普法短视频里，谭婷还特意给自己配上了声音。
“为什么要把给聋人看的手语视频配上声音呢？”
“让世界发现我们不是更好吗？”谭婷摊开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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