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王安石与苏轼的趋同 [分享]

历史奇怪就奇怪在我们坐视它的时候，它也无处不在观照我们。历史这个怪物似乎也有第三只眼。
宋代王安石与苏轼，都是读书读到顶点的那一个。都置有胸中块垒，那形而上的磐石，一块磐石与另一块磐石。偏偏想着形而下的功业——兼济天下。
在同样的天下，两人看上去那么不同。
王安石是个高度自信、自负爆表的改革者。他的自信有他的充分理由：“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此诗是诗人的“文以载道”，也是哲学家的救世宣言。天降大任于己，忧国忧民，儒家的出发点摆在那儿。蓬勃生长的理学“知先后行”，又给了他强大的哲学支撑。他看到了大消费自由经济时代，资源过度掠夺 ，经济泡沫加速财富两极分化，政商群体钻营腐败的官僚体系和不合事理的政策空子，还有对底层人民的巧取豪夺，由此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朝政危机。
王安石对”理”学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迷信，拒绝来自上天的真理，只相信自己的思考与判断。王安石一眼观天下、穷真理的宏观洞察力、辨析力，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数一数二的。他画了个叫“通变”或者“新政”(“变法”)的蛋糕，交给了宋神宗，也交给了苏轼。王安石说他的“蛋糕”很大——看上去的确很大。王安石也说“蛋糕”还很甜，他当知县时就吃过，他说，这个蛋糕不可独享，得分给天下。宋神宗是那个分“蛋糕”的操刀者，实际上，王安石不仅自己画了蛋糕，还给宋神宗当了把切刀。当然，是自告奋勇的，心甘情愿，也无私的。王安石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兴奋之中，沉迷于自己画蛋糕、当切刀的激情，他的情绪已然覆盖周遭的环境，也把自己笼罩和桎梏。林语堂说，王安石的蛋糕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还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京都学派的集大成者宫琦市定，将王安石的“观念”命名为“直观主义”“合理主义”。总而言之，就是个矛盾体。
客观地说，王安石的“蛋糕”，哪怕仅是画上之物，依旧值得肯定，毕竟人总是要有追求的，国家机器总是要向前滚动的。然而，王安石又选择了自我利用，不管这利用对个体人格会带来何种戕害。他一厢情愿，试图把大蛋糕一刀一刀分解为具体的现实，摆到天下众人的大餐桌上头。为此，他不得不选择一刀切，平均主义，模式化、同质化。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甚至观念主义都没有错，王安石错就错在将这些东西教条化，形而上学，也可以叫左倾。北宋时期还没有诞生辩证法，王安石也没有机会去预警接下来的行动，会犯了激进冒险的历史性错误。
苏轼则是为文章生的。上苍选择苏轼，选择苏轼的文章，是让他或者它，作为一种与“理学”并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复合意义存在，以昭示天下，改造文明。苏轼终究又是个凡人。他热衷于寻佛问禅，又难以舍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他思考宇宙，也热爱生活，他的笔下天马行空，却又生机勃勃。他看到琼宇星空的深邃和异美，也触摸到低处细节的纷纭，以及各个不同。他是司马迁、杜甫，也是屈原、李白、陶渊明、梭罗。他的精神世界，是多维的纠缠态，时空混沌，情感交织，物我不分。他的追求跟王安石一样，也可以叫“理想国”，只是不那么功利和大而无当，而是审美的日常化，反过来说他的“日常也即审美”的理想化。他本来是宗教的神祇所在，他要干的文章大事，应和鸡毛蒜皮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动态的，可以围观触摸的“道”，让世人对标师法，自我反观与警示。十一世纪的宋朝，文人依然能将自己定位于思想文化的中心。苏轼当然也视自己为这些思想承载者的一员。他的诗意人生，或者三观示范效应(意识形态)，已然在锦绣文章的书写过程中日臻完善。
为天地立命，对话万物，偏又不是个能于秋水的冥想中，凝神静气，心无旁骛，构建主体意识的那一个玄学家。苏轼还是个终及关怀者，他的天下不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群人殊途同归的极乐世界。基督徒情节或许也有的，只是那时候基督还没有传到宋朝。然而，他终究的标签是“为生民立命”的儒者。听了母亲程夫人讲范滂的故事，便立志要做范滂。范滂是儒者。儒者和犬儒者的内涵区别，何止一个“犬字那么简易！他没有办法做出世大夫之外的第二种、第三种抉择。寂寞和孤独在其语境，已然某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疲于奔命，苦中作乐的纠结——那灵与肉的大尺度的搅拌，小尺度的煎熬，慢而又慢的挣扎。他被对手、环境或者第三种、第四种力量作为“木秀于林”的那“秀”，处于身份上的凌迟，终又死去活来。
苏轼首先选择了老师欧阳修的“文以载道”，这是他创世的初心。苏轼“道”有点类似屈原的“美政”，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杜甫的“尧舜风俗”，在宋朝叫“政通人和”，在今天叫“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儒者的仁爱和佛徒的关怀，注定其绕不开对于世俗百姓的疾苦悲悯。他又是生动真实的“活人”(活泼之人)，多血质加胆汁质，还有点抑郁质，宋初以来主流和民间的诸样斑斓，都被其铺洒在宋朝的大地之上。无政府主义，自由化，高谈阔论，直言不讳，书生意气，感情用事，日常的审美化，审美的理想化，等等。宋朝的士大夫们越来越自恋，叫着劲地比学赶超。苏轼也不例外。他太想把自己的内心掏出来，鲜活地证明给王朝了。苏轼还不知道这叫“知行合一”，他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将自己的立言，尽可能地具体化，形象化，而不是耽于冥想，流于概念。“其如人，见善称之，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如何知道，世上哪有尽善尽美，更多城府和权宜。
苏轼和王安石，，也许都太超前，肉体生活在宋朝，思之所及已达远处，意识意志穿越到千年之后的现代。
两个活在当下，又模糊想象的思想者。
在这一点上，两人又是平行的。
山高人为峰。王安石不畏高，因为自己就是那高点。便求大同，以一种观念一种模式，框量天下。王安石的经天纬地，直观地显现为实用。以一种能，策对若干个可能，在哲学上，可以扣上“形而上学”的帽子。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则从细部出发，强调个体的彼此不同，以关怀差异，渐进实现对整体的把握和开发，是由下而上，由微观到宏观的，更像实践论学说的倡导者。
两种经世的策略，是世界观的差异，也是方法论的不同。本来，这也没有什么，放在纯学术、纯文化的范畴，都是可以坐下来切磋或者论争的。事实上，几年之后，两人相聚于金陵，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确就此有过不算深入，却点到为止的灵魂碰撞。
历史为两个重量级人物设置的命题，或基于政治前提，其他的得往后挪一挪。便有了两人的冲突和接下来的是是非非。冲突的焦点在政治。现代化的剧情里，叫“现实冲突”，一种源于环境的强大推手。
苏轼和王安石，宋代的东方那最高处的先知先觉者，同样的祭台，不同的法宝。他们都自诩掌握了上天神旨，都是没有二话可说的通天者。很多年后，我们再来诠释苏王的对立，发现两人为人、为文、为政之道，其实是那么地高度统一。
他们不是偏科的智慧者，也不是道德的缺失者，更不是人格的分裂者。
他们都没有错，时间空间也没有错。
错的是政治，别无选择。不是他俩错误地选择了政治，就是政治拿他俩作了祭品。
智商爆棚，情商一塌糊涂，对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一根肠子通到底。这样的两个读书人竟然同时踏进一条叫“熙宁变法”的时政河流，还彼此把对方当成河里玩命狗刨式的那一个死对头，由此衍生的恩怨情仇，一时半刻，又如何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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