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行走于梦醒之间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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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1946 年7 月24 日，胡适从美国归来，轮船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适逢雨过天晴，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去国九年，胡适内心对祖国充满了期待。尤其是他将重返北京大学，担任北大校长。北大对胡适来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他众多的身份与头衔中，北大校长是他最为看重的。即使三年后他离开大陆，无论寓居美国还是漂泊中国台湾，仍旧以北大校长自居。
在遗嘱中，他将留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给了北大。 胡适愿意重回北大，却不愿意出任校长，但经不起北大同仁关于“复兴北大”的请求。就像1931 年重返北大一样，他心中怀着朴素的念头——把北大办好。
邓广铭是胡适最初两年半的秘书，他后来回忆说：“他（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且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 ……
1946 年10 月10 日，北大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召开。没有任何仪式，胡适穿着长袍马褂走上台开始演讲，他声明只是“说几句家常话”。“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它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这不算是个太大的梦想吧。”
从1917 年开始，胡适与北大的渊源已有三十年，这是他第一次以校长的身份站在学生面前演讲。胡适的话确实很朴素，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愿望，也是他对北大长期坚持的目标。
具体而言，他的治学理念就是要使北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学。为了推动“独立的北大”，胡适特意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意思是：“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觉的。
胡适依旧坚持他学术救国的理念，希望在两党对立风雨飘摇的时代，把北大隔绝为一片“学术净土”，这在革命者看来，自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郭沫若后来批评胡适：“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
胡适此时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已经完全改变，与此前文学院院长完全不同了。他的世俗地位已经达到了巅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学术界的领导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他没有势力，但有巨大的影响力。时势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变成了他所说的“公共人”，私人时间几乎被剥夺干净，从此身不由己，随中国时局飘零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