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刘子》卷14法术诗解明主循法因时制宜苟利于人不必法古必害于事不可循旧因时制宜

刘勰《刘子》卷14法术诗解明主循法因时制宜苟利于人不必法古必害于事不可循旧因时制宜

题文诗：
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术藏于内,

随务应变;法设于外,适时御人.人用其道,

而不知其,数者术也;悬教设令,示人者法.

君以术化,世犹天以,气变万物:气变万物,

不见其象;以术化人,不见其形.故天以气,

为灵人主,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

明断为工.淳风一浇,人有争心,情为既动,

立法捡之.建国君人,虽能善政,未有弃法,

而成治故,神农不施,刑而人善,政者不可,

废法治人,舜执干戚,服有苗征,伐者不可,

释甲制冠.立法者譬,如御禽兽:察马之力,

揣途之数,齐其御辔,以从其势.故能登坂,

赴险而无,覆轶之败;乘危涉远,无越轨患.

君犹御也,法扰辔也,人犹马也,马犹轨也,

理犹执辔.执辔者欲,马之遵轨,明法者欲,

人之循治.辔不均齐,马失轨也;法不适时,

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务循其法,因时制宜:

苟利于人,不必法古;必害于事,不可循旧.

夏商衰不,变法而亡;三代兴不,相袭而王;

尧舜异道,德盖天下;汤武殊治,名施后代,

由此观之:法宜变动,非一代也.今法者则,

溺于古律,儒者则拘,于旧礼而,不识情移,

法宜变改.此可与守,法而施教,不可与论,

法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

不肖者拘,拘礼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

不足论理.若握一世,之法以传,百世人犹,

以一衣拟,寒暑一药,治痤瘕也.若载一时,

之礼以训,无穷之时,是刻舟而,求剑守株,

而待免也.故制法者,为理所由,而非其所,

以为治也.礼者成化,之所宗非,所以成化.

成化之宗,在于随时,为治之本,在于因世.

不因世而,欲治不随,时而成化,以斯治政,

未为衷也.至道至德,至道生法,术化德化,

​真法法情,真情不变,真法常变,变以适情.

【原文】
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为治之枢也。术藏于内，随务应变；法设于外，适时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数者，术也；悬教设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术化世，犹天以气变万物：气变万物，而不见其象；以术化人，而不见其形。故天以气为灵，主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淳风一浇，则人有争心，情为既动，则立法以捡之。建国君人者，虽能善政，未有弃法而成治也。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为政者不可废法而治人，舜执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释甲而制冠。

立法者，譬如兽御：察马之力，揣途之数，齐其御辔，以从其势。故能登坂赴险，无覆轶之败；乘危涉远，无越轨之患。君犹御也，法扰辔也，人犹马也，马犹轨也，理犹执辔也。执辔者，欲马之遵轨也，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辔不均齐，马失轨也；法不适时，人乖理也。

是以明主务循其法，因时制宜：苟利于人，不必法古；必害于事，不可循旧。夏商之衰，不变法而亡；三代之兴，不相袭而王；尧舜异道，而德盖天下；汤武殊治，而名施后代。由此观之：法宜变动，非一代也。

今法者则溺于古律，儒者则拘于旧礼，而不识情移法宜变改也。此可与守法而施教，不可与论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论理。若握一世之法，以传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拟寒暑，一药治痤瘕也。若载一时之礼，以训无穷之时，是刻舟而求剑，守株而待免也。

故制法者，为理之所由，而非所以为治也。礼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于随时，为治之本，在于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随时而成化，以斯治政，未为衷也。

　【译文】《法术》

法术是古时君主所掌握治国的关键手段，是治理国家的枢纽。智慧和策略应该藏在内心深处，根据具体的事务和情况灵活应对；法则和规则应该设置在外部，以便适时地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原则，但并不知道具体的数量或者度量标准，这就是术；设立教条和规定来告知民众，这就是法。统治者应当运用智慧和策略来治理国家，引领社会的发展，天地用气来变化万物，但看不见它具体的形象；统治者运用智慧和策略来治理人们，但看不见他具体的形态。天道以气为智慧，统治者以智慧和策略为神秘。智慧和策略以无形的方式呈现出奥妙，而法则和规则以明确的方式展示了其巧妙之处。淳朴的风气逐渐变得庸俗，人们就会产生纷争之心；情感被触动，就需要制定法律来约束。建立国家和管理人民的人，虽然能够实行善政，但没有能够废除法律来实现治理的。所以神农氏不使用刑罚，民众就会变得善良，执政者不能废除法律来治理人民，舜拿着盾牌和斧头就降服了有苗氏，在进行征伐的人，不可能放下武器来制定法律。

立法者，就像驾驭野兽：观察马的力量，揣度道路的距离，统一驾驭的缰绳，以顺应它们的趋势。因此能够攀爬陡坡，穿越险境，避免翻车的祸患；乘坐危险的路程，避免出轨的危险。君主就像驾驭者，法律就像驾驭者的缰绳，民众就像马，道路就像轨迹，治国就像握着缰绳。握着缰绳，是希望马遵循轨迹，明确法律，是希望民众遵循治理。缰绳不均衡，马就会失去轨迹；法律不适时，民众就会违背原则。
因此明智的君主务必遵循法律，根据时代制定措施：如果有利于人民，就不必效仿古人；如果有害于事务，就不能遵循旧俗。夏商的衰败，并未改变法律而灭亡；三代的兴盛，并未相互继承而称王；尧舜之道不同，但德行盖天下；汤武之道不同，但名望传至后世。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法律应该适时改变，而非一成不变。

如今的法律倘若要拘泥于古代律法的话，儒家学者也就都拘泥于旧的礼仪了，而不懂得根据时代的变迁来改变法律。那样虽可以用来教导人们遵守法律，但无法与人们探讨法律的制定。因此，明智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则遵循；贤明的人更改礼仪，无能的人则拘泥。拘泥于礼仪的人无法谈论大事，制定法律的人无法探讨道理。如果握着一世的法律，想要传给百世的人，就像用一件衣服来抵御寒暑，用一种药物治疗痤疮。如果只载着一时的礼仪，想要教育无穷的时代，这就如同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一般。

因此，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遵循道理，而非实现治理。礼仪，是成就教化的根本，但并非成就教化的唯一途径。成就教化的关键在于适应时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根据时代的需求。如果治理国家不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来制定政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这样的治国之道并不是真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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