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刘子》卷42明权诗解权者反经而合于道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义

刘勰《刘子》卷42明权诗解权者反经而合于道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

题文诗：

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权之为称,

譬犹权衡.衡也者测,邪正之形;权也者揆,

轻重之势.量有轻重,形之于衡.今加一环,

于衡左则,右蹶加之,于右左蹶,唯莫之动,

则平正矣.人之于事,临危制变,量有轻重,

平而行之,亦犹此也.古之权者,审其轻重,

必当于理,而后行焉.易经有称:巽以行权.

论语之称:可以适道,未可与权.权者反经,

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若,唐棣之华,

反而更合.孝子事亲,和颜卑体,尽孝尽敬;

及其溺则,揽发拯之,非敢悔慢,以救死故,

溺而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已,权之所设.

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

由于义也.是故慈爱,方义二者,相权义重,

则亲可灭,苦虞舜之,放傲弟象,周公之诛,

管叔石碏,之杀子厚,季友之鸠,叔牙也者,

以义权亲,此其类也.欺父矫君,臣子悖行;

然而舜娶,不告弦高,矫命者以,绝祀之罪,

重于不告,矫命之过,轻于灭国,权之义也.

夫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也.道之于用,

犹衣冠之,在身也而,权之轻重,犹如甲胄,

之卫体也.介胄御寇,不可常服;权以度理,

不可常用;自非贤哲,莫能处也.道者真情,

权者法也,真情不变,真法常变,变以适情.

【原文】

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权之为称，譬犹权衡也。衡者，测邪正之形；权者，揆轻重之势。量有轻重，则形之于衡。今加一环于衡左，则右蹶，加之于右，则左蹶，唯莫之动，则平正矣。人之于事，临危制变，量有轻重，平而行之，亦犹此也。古之权者，审其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

易称：“巽以行权。”语称“可以适道，未可与权。”权者，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若唐棣之华，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尽孝尽敬；及其溺也，则揽发而拯之，非敢悔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也。

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是故慈爱方义，二者相权，义重则亲可灭，苦虞舜之放傲弟象，周公之殊管叔，石碏之杀子厚，季友之鸠叔牙，以义权亲，此其类也。欺父矫君，臣子悖行；然舜娶不告，弦高矫命者，以绝祀之罪，重于不告，矫命之过，轻于灭国，权之义也。

夫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道之于用，犹衣冠之在身也；权之轻重，犹甲胄之卫体也。介胄御寇，而不可常服；权以度理，而不可常用；自非贤哲，莫能处也。

【译文】《明权》

遵循规律和常理被称为“道”，遇到危机时灵活应变被称为“权”。“权”这个词，就像衡量轻重的秤。秤的作用，就是测量物体的正邪、轻重。物体有轻重，就反映在秤上。现在如果在秤的左边加一个环，秤的右边就会倾倒；如果在右边加一个环，秤的左边就会倾倒。只有在两边都不加环的情况下，才能使秤保持平衡。人们在处理事情时，遇到危机时灵活应变，衡量事情的轻重，也应该像秤一样公平公正地处理。古代善于运用权力的人，会仔细权衡事情的轻重，确保遵循规律和常理，然后采取行动。

《易经》中说：“巽以行权。”意思是要在保持谦逊和顺从的基础上实行权变。《论语》中也提到：“可以适道，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遵循道理和原则，但不一定能够灵活运用权变。权变，就是违背常理而符合道，违背道义而有善行，就像唐棣花，翻转过来后更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孝子在侍奉双亲时，总是以温和的态度、谦卑的姿态，尽力尽孝尽敬。当他们的父母面临危险时，孝子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拯救他们。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冒犯，孝子也不会后悔或轻慢，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救父母于危难。所以，当父母落水时，孝子会去救他们，即使会不小心拉到他们的头发，他们也不会放弃。同样，当面临重大危急时，孝子会以君王的名义祈祷，这也是在形势所迫时，权变策略的运用。

慈爱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大义面前，有时需要割舍亲情。大义灭亲会使人更加光荣，因为这遵循了道义。因此，在道义面前，慈爱与亲情是需要权衡的。如果道义更为重要，那么亲人可以被牺牲，就像虞舜放逐傲弟象、周公杀管叔、石碏杀子厚、季友鸩叔牙等一样。这些都是为了道义而权衡亲情的例子。欺父矫君是臣子悖逆的行为，但是舜娶妻没有告诉父母，弦高假借君命，都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罪过。在他们看来，绝祀之罪比不告之过更严重，而假借君命的过错比灭国之罪更轻微。这也是在权衡利害关系时，遵循道义的体现。

有道之士通常不会运用权变，因为道是他们的原则和信仰。然而，当道不再适用时，权变就成为了必然选择。道的运用，就像是衣服穿在身上，而权的轻重，就像是甲胄护卫身体。穿上甲胄是为了抵抗敌人，但甲胄不能经常穿着；运用权变是为了平衡道理，但权变也不能经常使用。如果没有贤明智慧的人，很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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