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大自然的温情瞬间[下载]

奚志农的一生中有很多个与动物邂逅的瞬间。滇金丝猴从高大的冷杉树上投过来的一个眼神，藏羚羊在可可西里荒原上纵横驰骋的英姿......2023年，他又有了新的“瞬间”：在昂赛大峡谷灰白的岩坡上，他隔着相机取景器与一只雪豹母亲四目相对。这是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以下简称《雪豹》）中让人屏息的一幕。

《雪豹》上映期间，对影视行业毫无了解的奚志农，也跟着跑了好几场路演，去了名人直播间做宣传。然而各影院排片依旧寥寥，最终票房只有不到300万元，甚至不及电影的发行费用。但奚志农并不感到失望，对他而言，自己拍摄的纪录片能上大银幕已经是一种惊喜。
奚志农常常在媒体采访中提及“看到”二字，这与他的职业有关：作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能否“看到”“拍到”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于奚志农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在“看到”之后。“用影像保护自然”是奚志农的人生信条，2002年，奚志农创立了环保组织“野性中国”工作室，这句话也成为工作室的宗旨。“让中国的野生动物被更多的人看到”，是奚志农探索出的，属于自己的自然保护之路。
起初，奚志农最关心的是鸟。1983年，奚志农进入一个科教片摄制组，成为一名摄影助理的助理，但摄制组的拍摄方式让他不解。他们用尼龙绳把鸟的腿拴在树上：要拍近景时，就从大学里借来一具鸟标本，放在草丛里拍摄。
有一次，摄制组把一只出生不久的雏鸟拴在窝里，如愿拍到了大鸟给小鸟喂食的场景。但是后来他们忘了解开绳子，第二天小鸟被吊在鸟窝外面，死了。奚志农问摄影师：“为什么要这样拍摄？”摄影师只回了一句：“你不懂。”
奚志农当然不懂，那时的他甚至没怎么摸过摄影机。但他很执拗，不认可这种摆拍的方式。因为这句“你不懂”，他下定决心要学会摄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自由飞翔的鸟。
最初，奚志农立下目标，要把家乡云南的700多种鸟全部拍一遍。但还没等这个目标实现，他就有了新的操心对象。1990年，奚志农听说《动物世界》的考察队要进入独龙江自然保护区。于是，他向《动物世界》毛遂自荐，满怀期待地进入独龙江峡谷。
3个月的拍摄并未满足他的期待。在独龙江，奚志农见到的最大的哺乳动物是松鼠，其他珍稀野生动物的痕迹，都是盗猎者留下的动物残骸：羚牛的头骨、赤斑羚的毛皮、戴帽叶猴的头骨。奚志农意识到自己还应该操更多的心。“过去我只想拍鸟，不停地拍鸟。那3个月的经历，打开了我的眼界。”他开始走向更大的野生动物世界。
循着对鸟的关心，奚志农开启了野生动物摄影师的事业，这是自然而然也很单纯的路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想着去做事，从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这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成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也许就是奚志农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理想主义实践——这一职业几乎是他花了40年时间，为自己创造出来的。
1984年，奚志农的第一台相机只有一个标准镜头，根本没法用来拍野生动物，但这台500元左右的相机已经花掉了他5个月的工资。无奈之下，他找熟悉的大学老师借了一个镜头，但有时焦距不够长，还得装上两倍的增距镜，导致相机的光圈更小了。胶卷也是一个难题。开始摄影的前几年，一卷反转片要四五十块钱，而他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两三卷，“快门，是不敢轻易按的”。
“在中国，对一个野外摄影师而言，你的拍摄对象不出现，这是常态。当你的拍摄对象出现了，那是惊喜。”奚志农说。因此当惊喜到来，奚志农不会轻易放过它。2002年，他在秦岭的山脊线上和一头羚牛面对面邂逅，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珍稀动物。
那头羚牛一步步朝着身穿迷彩服的奚志农靠近，一直走到他前方四五米的位置，然后左看看、右看看，似乎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挡了自己的道。最后，它放弃探究这个会发出“咔嚓”声的奇怪玩意，转身离开了。
事实上，羚牛是具有攻击性的大型哺乳动物，在它们的栖息地四川和陕西，羚牛伤人的事件多有发生。但在那一刻，拍照成了奚志农的本能。他只顾举着相机，不断地按下快门，中途还小心翼翼地换了一次胶卷，生怕惊动了这只好奇的羚牛。直到奚志农把第二卷胶卷拍完，羚牛才转身离开，相机里留下了它最后的背影。
后来，奚志农常常在演讲中回忆起这次邂逅。在他的镜头里，羚牛一身飘逸的棕黄色毛发，和身后的绿意虚化得恰到好处。在照片中央，它的面庞敦厚、眼神温和，全然看不出对人类的敌意。
奚志农乐意面对这样的惊喜和挑战。2023年11月初，他刚刚结束美国国家公园的旅行，但在那儿的拍摄“太简单了”，因为野生动物很多，也不怕人，“你怎么拍都可以”。奚志农带了很多专业设备，结果都用不上。
同样因为“太容易拍了”，直到现在，奚志农也没有去过非洲拍摄。他觉得那没有“意义”，他口中的“意义”，既指拍摄的挑战性，也指影像记录的力量：在中国拍摄野生动物，是能够为它们带来改变的。

第一次让奚志农意识到记录有意义的，是拍摄滇金丝猴。1990年，他在昆明动物所认识了当时的研究员龙勇诚，后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拍到野生滇金丝猴照片的人，他向奚志农提议：“你怎么不去拍滇金丝猴？”
在龙勇诚的引荐下，奚志农走进了滇金丝猴栖息地白马雪山保护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肖林记得，刚刚上山的奚志农“满脸是爬到高海拔处的疲惫和兴奋”，一般人刚到营地，一定会抱怨山路多么艰辛，他却给大家介绍自己的拍摄想法，满脑子都是猴子。
滇金丝猴栖息在滇西北的森林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滇金丝猴的记录寥寥无几。直到1992年，人们还没有拍到一张清晰的滇金丝猴照片，培训保护区员工时，用的还是川金丝猴的照片。
奚志农追寻滇金丝猴的经历也很艰难。1993年8月，奚志农第三次赶到白马雪山，在森林中搜寻了一个多星期却一无所获。就在他们沮丧地准备返回营地时，奚志农在树丛中看见了一堆新鲜的猴粪。猴粪是寻找滇金丝猴的重要线索，而这么新鲜的猴粪，奚志农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趴在地上看了半天，随即飞快地跑上山脊线，原本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程，他半小时就跑完了。
顾不得支起脚架，甚至顾不得用眼睛看，奚志农把衣服垫在岩石上，打开摄像机，将焦距推到最长，就这样一直拍到电池全部用光。第一次见到滇金丝猴，他泪眼模糊，甚至看不清焦点是否对实。
奚志农拍到的猴子远没有今天的视频中那样清晰。正值雪山上的夏季，高大的冷杉树郁郁葱葱，隐约可见几个黑白相间的身影，在枝干间晃荡、嬉戏。这就是人类首次拍摄的滇金丝猴影像，这些影像最后也挽救了滇金丝猴的未来。
1995年，德钦县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决定砍伐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里的原始森林。而这时，还有大约200只猴子生活在那里，它们周围的原始森林已经遭到砍伐。这片林区几乎是猴子们最后的家园。
奚志农很着急，他试图劝阻地方部门，也寻求当地媒体的帮助，但都没有效果。后来他联系上环保作家唐锡阳，并在其帮助下，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保委员会主任宋健写了一封信，呼吁保护滇金丝猴，停止砍伐森林。随信寄出的，就有滇金丝猴和那片原始森林的照片。
宋健对这封信的批示是：“奚志农同志，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几个月后，砍伐计划终于中止，奚志农还受邀去给大学生们做滇金丝猴相关的演讲，让更多人了解猴子们的故事，“因为总要有人替它们说话”。
后来，他也不只是帮滇金丝猴说话。1997年，奚志农以《东方时空》记者的身份，深入可可西里报道藏羚羊被盗猎者杀害的惨状。

2019年年底，奚志农去贵州做了一次演讲，路上他给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的老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得知肖林即将退休，而另一位老朋友龙勇诚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奚志农感慨：“可能只有我是永远不可能退休的。”这一年，《雪豹》还在拍摄中，奚志农和牧民摄影师们发现了电影主角雪豹一家的踪影。在这之后，他们还将花费3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这部中国自己的雪豹纪录片。
《雪豹》上映的这一年，正好是奚志农开始野生单位摄影的第40年。很多人会用“坚持”二字来形容他的事业，但奚志农觉得这并没有多困难，因为这是他热爱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也是理所当然。
对大自然的热爱从他幼时起就埋下了种子，儿时的他喜欢鸟，养过一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麻雀。奚志农每天给麻雀喂苍蝇，后来，只要奚志农吹个口哨，麻雀就会落在他肩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奚志农对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以至于到泐岁，当他被接到城市生活时，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自由的鸟被关进牢笼”。
如今，人们依旧不难在奚志农身上发现这种热爱。《雪豹》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奚志农和牧民次丁在雪豹的巢穴对面小心翼翼地支起隐蔽帐，架好拍摄机器，最后终于在取景器里和雪豹妈妈相对。奚志农和次丁兴奋得握紧了拳头，虽然他们都咬紧牙关，没有出声，但喜悦早已从眯起来的双眼中满溢出来。这时的奚志农不再像是“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反而多了一种孩子般的天真。
在工作室的同伴看来，奚志农非常坚定，“想拍什么东西，要拍到什么程度，一旦确定了，他就不达目的不罢休”。奚志农曾经在独龙江失手从溜索上坠入山涧，也曾在荒无人烟的长江源从奔驰的马背上摔下来，但这些野外工作的辛苦，他不必抱怨，因为这是自己要做、想做的事。
曾有人问他，在野外那么长的时间等待动物出现，要怎样消磨时光？奚志农很惊讶，他从未感到自己在消磨时光，天还没亮他就要起床，找机位，等待日出，观察日出和云海的配合，如果配合得不好，他还舍不得开机。“忙死了，”他说，“在大自然里的每一秒都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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