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湖南的绝唱

杜甫在湖南的绝唱


司马从戎



唐代诗人杜甫自大历三年进入湖南，到大历五年悄然逝世，其行踪和死葬地，一直困惑着后人。

杜甫天资聪颖。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非凡气度，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

但他的人生很不顺利，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最后，由于生活逐渐陷入困境，为寻求出路，不得不携家人以一叶扁舟出川，漂泊于江湖。

杜甫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刻，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陷，玄宗仓惶逃至蜀中。八月，寓居州羌村（今属陕西富县）的杜甫，听说肃宗已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登基，于是孤身北上，投奔朝廷，但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送长安。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穿过危机四伏的战场，终于抵达凤翔（今属陕西宝鸡），投奔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料耿直的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被贬官。

杜甫后来历尽艰辛，辗转到了成都，往依故人严武。他在严武等人的相助下，在城西的浣花溪畔建造了一座草堂，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

但广德三年（公元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了依靠，于是他离开了成都，携家人沿江东下，于次年到达夔州（今四川奉节）。

此时，杜甫年老多病，正如他在《登高》中所写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他想落叶归根。他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写道：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但杜甫的还乡愿望并未能实现。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他顺江东下，想经湖北而北上。但此时中原战火纷飞，路途阻隔，他于是被迫经湖北江陵、公安来到湖南，准备经岳州（今岳阳）、潭州（今长沙）去投奔旧日好友、时任衡州（今衡阳）刺史的韦之晋。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冬，杜甫由湖北公安县入湘，在洞庭湖畔的岳阳作《登岳阳楼》、《泊岳阳城下》、《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宿青草湖》、《宿白沙驿》等诗歌。尤其是《登岳阳楼》，被称为“岳阳楼诗双璧” 之一，诗云：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宋代刘辰翁《批点千家注杜诗》评此诗：“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甚至说“岳阳城赋咏多矣，须推此篇独步，非孟浩然辈所及”。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早春，杜甫从岳阳白马潭出发，坐船经湘阴来到长沙，进入了乔口古镇，在此作《入乔口》，云：

“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
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华。
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乔口位于长沙北部（今属长沙市望城区），古有“长沙十万户，乔口七千家”之说，非常繁荣。随着舟行湘江，杜甫目睹岸边春光旖旎，心情开始变得舒坦，但他又感觉距离家乡越来越远，漂泊到贾谊当年的贬谪之地，心情顿时又变得非常凄楚。

过了乔口，杜甫来到古代楚国铸钱的铜官山下。这时天气骤变，湘江开始起风，杜甫一家只好在铜官渚避风。杜甫正好看到铜官窑烧制陶瓷的壮观景象，不胜感叹，作《铜官渚守风》：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
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
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长沙铜官窑是唐代南方规模最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时间延续三百多年。这里还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唐朝彩瓷的发源地，在青釉下加绘彩色，突破了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

铜官窑的陶瓷开创了以诗文书法为饰的先河，作品多为五言诗，不重格律，但语句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杜甫看到火光熊熊，开始以为是春耕烧山，直到映红了半边天，才知道那是铜官窑在用山柴烧窑，制造当时非常先进的彩瓷。后人为了纪念杜甫，在铜官渚建起了守风亭，刻上了这首《铜官渚守风》。

杜甫来到长沙城，作《双枫浦》,云：

“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
自惊衰谢力，不道栋梁材。
浪足浮纱帽，皮须截锦苔。
江边地有主，暂借上天回。”

一般认为，青枫浦位于今天的浏阳，为古代“浏阳八景”之一。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云：“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就指此地。

但杜甫一路沿着湘江南下，急切赶往衡州去投奔韦之晋，不可能绕道去东边的浏阳。湘江流经长沙一段又名青枫江，此处的“青枫浦”应该位于湘江流经长沙城区的某处水滨。

杜甫以树喻人，感慨自己衰老疲惫，希望在此稍作休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清明后，杜甫由长沙出发至衡州投奔刺史韦之晋。他离开长沙时，写有《发潭州》：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这首诗为杜甫晚年名作。诗人昨夜在长沙开怀畅饮，酩酊大醉，今天拂晓便伴随湘江两岸的明媚春色，赶赴衡州。环顾渡口四周，只有江岸上飞舞的落花为他送行。燕子在桅杆上呢喃不已，恋恋不舍地挽留这位饱经苦难的诗人。

贾谊才华横溢，举世难寻。褚遂良的书法也是无与伦比。二人先后曾经盛名一时，都曾经被贬谪长沙。往事不堪回首，令诗人黯然神伤。

杜甫“性豪业嗜酒”，像李白一样也称得上是个“酒仙”，更何况天涯沦落，更需借酒浇愁。醉酒过后，杜甫似乎更具灵感，文思泉涌，寻常的落花、春燕，经过拟人手法，变得亲切动人，富有人情味。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末夏初，杜甫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二人已在途中擦肩而过，他于是又匆匆赶回长沙。

杜甫第二次来到长沙，稍作安顿，终于过上了一段难得的安稳日子。作为曾经的漫游爱好者，杜甫登上了岳麓山。在道林寺，他读到了著名诗人宋之问约五十年前的题壁诗《题鉴上人房二首》。壁上的字迹依稀可辨，杜甫十分感慨，于是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

诗歌开篇描绘二寺的位置与胜概，尤其是“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二句，展现了寺庙地势高峻、视野开阔、湖山掩映、环境优美的特点。

此联后被题刻在麓山寺观音阁前的檐柱上，成为描绘这座古寺的经典佳句。

杜甫此时还写有一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乐师，擅长唱歌，因为受到唐玄宗的恩宠而名扬天下，常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崔九等贵族豪门表演，红极一时。

“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卖艺为生，“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此时，李龟年与杜甫同时漂泊辗转到了长沙。杜诗前两句追忆当年与李龟年在长安的密切接触情况，寄寓诗人对开元盛世、国泰民安的深切眷念；后两句则是对时局动荡、人生飘零的深沉感慨。在“正是江南好风景”的时节，两位历尽艰辛与苦难的昔日京师旧人，居然在长沙重逢，怎不令人百感交集？

后世对这首诗有许多赞评，如《唐宋诗醇》：“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何其超妙！此千秋绝调也。”

但好景不长，杜甫的苦难生活很快又开始了，因好友韦之晋不幸暴卒。杜甫作《哭韦大夫之晋》，其中有诗句“素车犹恸哭，宝剑谷高悬...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长歌当哭，十分悲痛。

杜甫失去了依靠，深陷困境。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此，他结识了一位忘年交苏涣。苏涣的经历颇为坎坷，曾浪迹江湖，后金榜题名，官至御史，来到潭州府任职。

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边拜访杜甫，二人饮酒谈诗，非常契合。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作《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有序》，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二人交往密切，多有唱和，给寂寥愁苦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与生机。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湖南兵马史臧玠造反，杀死了新任湖南观察使、潭州刺史崔瓘，长沙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杜甫为避战祸，加上在郴州的舅父崔湋写信要他前去投奔，于是他带领全家半夜乘船，匆忙逃离长沙，赶赴郴州。他写有《逃难》,云：

“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
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杜甫回顾了自己被迫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四处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诗人不仅感慨自己年老多病，妻儿受苦受难，而且推己及人，对国家动荡、生灵涂炭、百姓无处安身充满了忧虑。他一生多难，好不容易在长沙稍作安顿，却又遭遇战乱，想到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老泪纵横，难以止息。

杜甫一家乘坐的船到达耒阳的方田驿时，遇到洪水泛滥而不能前行。全家断粮数日，饥饿难耐，幸有聂县令送来了牛肉与酒，暂时缓解了困难。《旧唐书》与《新唐书》根据《明皇杂录》的记载，认为杜甫因为在此喝酒吃肉过量而死。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甫此后又返回了长沙，并创作了多首诗歌。

郴州去不成了，杜甫全家只得又返回长沙。第三次来到长沙，此时，杜甫的病痛已经十分严重，他之前在《清明二首》其二中写道：“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杜甫半身慢慢偏瘫，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越来越严重。杜甫一家此时只能暂时栖息在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住在江边的阁楼上。

在此，他作有《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等作品，尤其是《楼上》，有诗句“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此处的“湘潭”是指潭州府衙所在地长沙。

杜甫困在此地，感到万般无奈，哀伤不已。他思乡心切，决定离开长沙。但他已病入膏肓，最终逝世于长沙到岳阳的湘江之上的小舟之中。

杜甫在人生最后的旅途中，写下了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
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
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
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
郁郁冬炎瘴，蒙蒙雨滞淫。
鼓迎非祭鬼，弹落似鸮禽。
兴尽才无闷，愁来遽不禁。
生涯相汩没，时物正萧森。
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
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
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
吾安藜不糁，汝贵玉为琛。
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
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
叨陪锦帐座，久放白头吟。
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沈。
应过数粒食，得近四知金。
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
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
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
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
却假苏张舌，高夸周宋镡。
纳流迷浩汗，峻趾得嶔崟。
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骎骎。
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
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杜甫在这封遗书中，回顾了“安史之乱”以来的艰难国运与自身漂泊无依、贫病交加的痛苦经历，并向湖南亲友托付后事，充满了催人泪下、凄切感人的家国之忧。全诗篇幅较长，但线索清晰，层次分明，感情浓烈，寄寓深厚。

关于杜甫的死地，历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耒阳说，一是潭、岳之交说。

章培恒在《中国文学史》中只说是“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而回避了死因。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力主杜甫是因食腐败牛肉中毒而死于耒阳。

但郭氏的研究可能带有主观色彩。再说，杜甫若是死在耒阳，那么元稹《墓志铭》说杜甫“旅殡岳阳”之说又将作何解释呢？

李元度《杜墓考》认为杜甫是“舟中患风疾”而卒。其实，诗人生时犹不免于困穷，死后之凄凉可以想见。其子无力将其归葬故园，只有暂时殡葬于湖南了。

唐元稹《子美墓志铭》云：“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堰师，途次于荆楚，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这里的文字非常清楚，元稹在荆楚相遇杜甫之孙杜嗣业，目睹所护的杜甫之柩，并经杜嗣业亲口告知，原曾旅殡岳阳，将归葬于堰师首阳山。因此，“旅殡岳阳”和“襄祔堰师”事属确实，毫无疑问了。

杜甫曾旅殡于岳阳何处？元稹《墓志铭》没有细说，应可能是当时岳州属下的昌江县，今平江县地。

昌江位于泪罗江上游，现今一舟仍能达其故地。可能当年这里曾有着杜甫的本族或亲友，在杜甫逝世后，其子无可奈何，就近来此投奔，后来就因为守制而定居在这里了。

现在，平江县小田村杜家洞天井湖犹存杜甫的祠墓，地距中县坪故唐代昌江县治仅十里远近。

“文革”中发现杜甫墓为墙砖室墓合冢，具有唐代墓葬风格，杜子祠又还遗有唐代柱础莲花墩，证明确是唐代故物无疑 。

不仅如此，当地还住有杜甫的后裔。新编《平江县志》“人口篇”载：“杜甫次子宗武为祭扫其墓，定居附近，从此平江始有杜姓，至今杜甫墓附近杜家洞一地犹存。今居清水乡万家村的杜永明为杜甫后裔。”

又清嘉庆《平江县志》载：“左拾遗杜甫墓在小田。按元微之墓志，旅殡岳阳四十余年，平为岳属，岳阳之殡，直言平耳......”

从平江的杜甫祠墓和保存的历史文献看，杜甫曾经殡葬在这里是没有疑义的。再说，小田是一个荒僻的山村，至今依然不通车路，前人若要在这里造一座假坟，道理上也难说得过去。

至于《平江县志》及其邑人抱定的终葬平江说，现今仅能见到明代以后的一些传闻之辞，缺乏驳倒元稹《墓志铭》归葬偃师说的确凿证据。

平江杜甫祠墓寂寞地僻，处荒郊山野，长时期不为外人所知。耒阳杜甫墓历代题咏甚多，而平江杜甫墓却只曾有过邑人和游宦的几首作品。

古今研究杜甫的人而不知平江杜甫祠墓者尚大有人在，更不用说其他局外之士了。现在它虽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可是无人管理，就连洒扫庭除也未能作到。

“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在湖湘大地，洒下离愁和悲愤的外来之士，又何止杜甫一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曾经以此哀李白，今人又只能借此来哀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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